在火车上，刘顺元还看到一种极不顺眼的现象：车厢里的苏联士兵，看到比较年轻的中国妇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脸地高喊：“哈罗索！”有时还奔过去，把中国妇女抱在怀里，在身上乱捏乱摸。刘顺元忍不住骂了出来：“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

　　忍辱负重

　　如果说，刘顺元在未进入旅大以前，对苏联和苏联红军的了解，还限于书本知识和某些片断见闻的话，那么他进入旅大直接与苏军打交道以后，便有刻骨铭心的亲身感受了。

　　中国的旅大地区，曾经长期为沙皇俄国和日本所占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旅大的行政权名义上归还给中国，但实际上仍为苏联军队所占领。这里的行政、防务、金融、海关，直至报纸、广播，全由苏军控制和监督。1946年9月29日，在苏军策划下，成立了由中国人组成的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1947年4月3日，这个办事处升格为关东行政公署。但是，旅大地区的所有中国官员，仍然必须俯首听命于苏军司令部及其派出机构—苏军司令部民政局。“他们事无大小，不分党内党外，上级下级、整体部门，都要过问”；“在公署日常工作中，凡公开发表的文件，不分大小、轻重与否，都要经过苏军当局批准”。谁稍有不逊，或有所抵制，就会被戴上“反苏”的帽子，加以追究、驱逐甚至予以秘密逮捕。

　　刘顺元进入旅大，便听说当地老百姓给苏联红军起了两个绰号：“大鼻子”、“老毛子”。“大鼻子”是相对“小鼻子”而言的。旅大的老百姓，在日本的统治下，当了40年的亡国奴，吃尽了苦头，所以骂日本人是“小鼻子”。苏联红军解放了旅大和东北全境，怎么可以骂他们是与“小鼻子”差不多的“大鼻子”？刘顺元开始以为，这是国民党进行反苏宣传造成的，曾经在会上批评了这种说法，在党内禁止用这两个绰号称呼苏联同志。

　　刘顺元不久便了解到：1945年8月22日，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空降旅大，当地曾经出现万人空巷欢迎苏军的热烈场面。但是群众的欢乐情绪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一些苏联士兵，看到年轻的中国妇女，便要动手动脚，甚至在公共场所进行猥亵活动。苏军士兵强奸中国妇女、劫夺中国居民财物的事不断发生，使旅大的老百姓逐渐另眼相看；苏军大批拆走工厂的精密机器，连码头上的百吨塔吊也不放过，也引起旅大人民的反感。

　　刘顺元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过苏军的纪律问题。苏军司令部也像模像样地进行过一些整顿。但是这批苏军的某些恶习并未因这种整顿而根本改变。

　　1947年初，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要求苏联同意由美国军舰运输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并接管大连的行政权。苏联在拒绝这一要求的同时，也不得不同意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赴旅大地区视察。并建立一个由中国人担任行政长官的地方政府。于是，筹组关东行政公署的事，便紧锣密鼓地提上了议程。斯大林特派梅尼兹柯夫元帅来旅大主持其事。

　　在关东行政公署成立以前，旅大只有一个全名为“旅大金（州）联合行政办事处”的临时行政机构。刘顺元作为这个行政机构的实际负责人，当然就要同上至梅尼兹柯夫元帅，下到苏联军官们打交道了。

　　矛盾的焦点首先是官员的配备。苏军为便于控制，一定要大资本家迟子祥当关东行政公署主席，并且要由他举荐的人当财政厅长、建设厅长和商业厅长。

　　迟子祥在旅大是个很臭的人。他在日本统治旅大期间，担任商会会长，有不少劣迹。苏军占领旅大后还同国民党暗中有勾结。只因为苏军空降到旅大时，他最早打出维持会的旗帜来欢迎苏军，以后又竭力逢迎，便获得了苏军的好感和信任。

　　刘顺元代表中共旅大地委，向苏军政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中将，反映迟子祥的劣迹，包括他在欢迎苏军进入旅大时，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号等投机行为，彼得罗夫斯基脸色阴沉地说：“我们不管他打的是哪个党的旗号，这个名单是梅尼兹柯夫元帅定的，一点也不能改。你们在旅大人民代表大会上，必须保证迟子祥当选。”

　　刘顺元没有料到，苏联人是这样的霸道，根本不把中共旅大地委的意见放在眼里。为了照顾对苏关系的大局，刘顺元只好忍辱负重，按照苏军司令部的要求筹备召开旅大地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313名代表投票的结果，迟子祥以208票的微弱多数当选为关东公署主席，刘顺元和乔传珏分别以304票和280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

　　根据在旅大联合行政办事处工作的经验，刘顺元深知财政工作的重要性。现在苏军确定财政厅长由迟子祥举荐的宋承章担任，已经无法更改，他代表旅大地委向苏军司令部推荐了原旅大行政办事处财委主任姚醒吾担任副厅长，苏方根本未予理睬。刘顺元这才看清了，苏联人所以急急忙忙地要成立关东行政公署，既是为了阻止国民党政府来接管旅大，也是为了进一步控制旅大地区的行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