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大事是：由斯大林操纵的8国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一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指责南共领导人铁托反苏，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批判“民族主义”的狂涛恶浪。

　　一件大事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为集中力量组织淮海战役，准备接管南京、上海，决定随军南下，另外成立以康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济南市委改由山东分局领导。

　　从此，刘顺元就不仅受到康生的排挤和打击，而且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强大压力。

　　1947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在私下会谈时，斯大林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用。我希望今后中苏合作中，不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

　　刘顺元晚年提到这件事时苦笑说：“斯大林当年对毛泽东也不满意。他不便指责毛泽东，指责我反苏不过是杀鸡吓猴罢了。”

　　康生因为刘顺元在济南几次顶撞了他，早就想换个较顺手的人当济南市委书记了。当他得知斯大林点名指责刘顺元，中央要求刘顺元写出书面检讨报莫斯科的消息以后，未经中央批准，就以“反苏”的罪名，宣布撤销刘顺元济南市委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期间，曾经在淮南与刘顺元共同度过一段艰难的岁月。当他得知刘顺元不肯就旅大事件写书面检讨，只给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申明书之后，就于1949年11月1日，在刘顺元的申明书上写了如下的批语：“毛、朱、周、师哲阅，退安子文存。

　　请子文告山东分局，在刘顺元对济南工作交代后来中央一谈，再分配工作。”

　　据刘顺元回忆，刘少奇是用自己的专车，把他从北京前门附近的利顺德旅社接到中南海的办公室里谈话的。刘少奇除了反复说明“旅大的事，关系到中苏两个大党、两个大国的关系，而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还以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与德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为例，强调“一个政治家，应该坚持真理，但是也要善于作必要的妥协”。

　　刘顺元对笔者说：“少奇同志那次谈话，讲得很诚恳。他虽然批评了我太固执，我还是觉得对我有帮助。尽管我已经意识到，为了照顾与苏联的关系，我以后不能受党重用了。”

　　由于刘少奇的批语上没有写上任何指责刘顺元的话，并且说要他“来中央一谈，再分配工作”；毛、朱、周对这个批语也都画圈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并没有就刘顺元被撤销济南市委书记的事，发表任何正式文件，但是，刘顺元还是被康生连降三级，下放到山东分局总工会做一个普通委员。以后又被调到上海华东局机关，做一些不需要出头露面的工作。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刘少奇才打听到了刘顺元的下落，提请中共中央任命刘顺元为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恢复了他原来的职级。

　　刘顺元在旅大敢于抵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遭到被驱逐、被撤职降级的厄运。但是他与旅大地委许多同志的抗争，也带来一个副产品：苏方发现旅大居民对苏军纪律败坏十分不满，因而不得不调走一些纪律太坏的军队，从国内调来一些纪律较好的军队。同时，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他们也不能不逐渐收敛其以“太上皇”自居的态度，采取一些措施，改善与中共旅大地委的关系。最终又不得不将旅大地区客客气气地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刘顺元晚年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与笔者谈起这段历史时，禁不住喟然长叹说：“大国沙文主义的祖宗就是殖民主义。今天东欧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都是可以追溯到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如果斯大林能够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民族，今天的苏联和东欧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斯大林率领苏联红军打败了希特勒，功不可没，但是他搞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也差点葬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在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时，曾经多次被陈毅元帅赞誉为“中国党内敢于公开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第一人”的刘顺元，已于1996年2月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