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格耶夫知道刘顺元不吃这一套。他没有要刘顺元当场听取他的指示，而是散会以后将他单独留下，拿出一张纸条字斟字酌地交待说：“请你代表关东行政公署，到大连电台去作广播演说，说明第一，这个政府是经过旅大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这个政府是独立自主行使职权的；第三，这个政府是为旅大老百姓服务，做了很多好事的……”

　　刘顺元越听越生气了：“你讲的这一套，全是假的嘛！你说这个政府是独立自主的，实际上什么事都要听命于你们。现在你们要我去作这样的广播，不是要我昧着良心去欺骗中国的老百姓吗？”

　　刘顺元霍地站立起来：“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说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能去作这样的广播！”

　　刘顺元胆大包天地说出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以后，便噔噔地离开会场。从此，他便称病告假，不再出席苏军司令部举行的任何宴会，包括庆祝苏军解放旅大的重要宴会。接着又打报告给中共中央南满分局，要求辞去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的职务。

　　苏军赶走了中共旅大地委五个常委中的三个

　　当时驻扎在旅大地区的苏军将领，都是经过苏德战争立过大功的，他们怎么能容许区区中共旅大地委的第二书记，如此违抗苏军的指示？何况，斯大林正在怀疑中国的毛泽东，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不听话的铁托，他们当然要迅速向莫斯科报告，要求批准对刘顺元采取果断措施了。

　　经莫斯科批准的果断措施，就是将刘顺元从旅大驱逐出去。

　　在如今的大连档案馆里，还保存着一份苏军司令部的代表巴申，为驱逐刘顺元与东北民主联军组织部长杜平谈话的原始记录。时间是1947年9月17日上午。地点是旅顺苏军总司令部。记录者是杜平将军本人。记录的纸头已经泛黄，但字迹仍清晰可辨。

　　记录上写了苏军司令部列举的刘顺元与苏军关系不好的几个问题，并提出“撤退”他的要求。记录最后写道：“这是我们总司令、副司令的意见，请你很快把问题报告，要求很快解决。因刘顺元是大干部，我们不好解决，要请你电告东北局。”

　　在巴申与杜平谈话的第二天，苏军司令部又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正式的电报，要求立即“撤退”刘顺元。

　　几天以后，巴申在与关东行政公署秘书长陈瑞光的谈话中，又一次威胁说：“刘顺元，他还没有走？他不走，我们就用武装把他监护出去！”

　　翻开1947年10月30日中共旅大地委常委会的纪录，便可看到地委书记韩光所说的一段话：“苏方这一意见，提得很坚决。他们已经将此意见反映给莫斯科，是经过莫斯科批准的最后的意见。”

　　这也就是说，苏方的这个意见只能奉命照办，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余地。

　　在刘顺元被苏军驱逐出境的同时，与刘顺元持相同观点的两位地委常委，旅大总工会主席唐韵超、旅大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也受到苏军司令部的指责，被撤销职务或被宣布离职休息。

　　据档案记载，当时的中共旅大地委是由中共中央南满分局领导的，地委常委的组成人员，是南满分局于1947年6月12日批准的。成员为韩光、刘顺元、边章五、苏杰、唐韵超。苏军的一纸通牒，便赶走了旅大地委5个常委中的3个。

　　斯大林重提旧事

　　刘顺元怀着满腔的义愤，离开旅大，回到华东。不久即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宣传部长。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下济南，中共中央鉴于济南是从国民党手中夺得的第一个大城市，决定设立直属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任命刘顺元为济南特别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治委员。

　　但是，好景不长。正当刘顺元在济南施展其政治才华，在建立秩序、恢复生产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时，国际、国内先后发生了两件大事，使刘顺元的命运急转直下，并且蹈入无人能够挽救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