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耕读世家，18岁参加抗日宣传

　　民国时期，台儿庄行政区划隶属于山东峄县。这里是徐州的战略门户。我的先祖清朝初年迁徙到台儿庄，历经几代经营，成为台儿庄的望族。

　　我的祖父是清代童生，设馆教书，可惜到了后来家道中落。更不幸的是父亲和祖父居然同时因病去世，一口棺材停在西屋，一口棺材停在南屋。全靠母亲一个人操持生活。她给人当过乳母，还帮人缝缝补补，累得两个手指都伸不直了。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但母亲是个有慈悲心肠的人，碰到要饭的到我家门口，她总是要撕下一块煎饼打发。母亲也出身耕读世家，她常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还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我十岁那年，哥哥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谋得警卫的差事，我们把家迁到了峄县三清观，我这才开始上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引起全中国震动。我还记得老师们组织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十四岁时，我初小毕业，升入峄县北街高小。当年国共两党纷争，连我们这个县城小学也波及到了。老师中有国民党员，也有地下共产党员。学校里，老师做时事报告，常对我们讲江西“剿共”的事，但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听来总是无动于衷。

　　到小学六年级毕业，我已经读完了《四书》，并幸运地进入了峄县图书馆当练习生。每月补助六块现大洋，母亲很高兴，我则借着这个机会学习和自修，阅读了胡适、冯友兰、梁启超的著作。我就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了自由民主思想。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南京有中央广播电台，图书馆为了宣传抗日，专门购买了一架晶体管收音机，每天晚上十一点，我收听电台记录新闻，第二天一早，再写成大字报，到县城四个城门和街道上张贴。那时我十分自豪地向人夸耀，我参加抗日宣传了。

　　跪别60岁老母亲流亡抗日

　　1938年3月，日本人攻占了峄县县城。受到《大刀进行曲》、《九一八》这些抗战歌曲的鼓动，青年人都待不住，一心想杀敌报国，我也不例外。

　　1938年5月，我跪别了60多岁的老母亲，孤身一人从峄县出发，一口气走到了徐州附近，恰好赶上了国军主力沿平汉路撤退。逃难的大潮也随之汹涌，老百姓白天黑夜都跟着部队走，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疲乏极了还得走。那时我总感觉到渴，到一个村庄就赶紧找水井喝水，其实是因为流汗消耗太大，怎么喝水也不解渴。

　　我从山东走到江苏，在宿县越过津浦铁路到达了皖北，又从安徽走到河南，徒步一个多礼拜，母亲给我做的那双鞋都穿洞了。一路看见地里冬小麦黄得都发干了，但是没人敢停下来收割。

　　走到河南潢川以后，我报考了战干团，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这里收容流亡学生和华侨青年。那时全民抗日气氛高涨，蒋介石作为全国抗战领袖，确定了长期抗战的方针，急需建设青年后备力量。战干团于1938年1月在武昌成立，蒋介石亲任团长。本来只招收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但由于战时人才紧缺，实际录用时降低了标准。我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是凭借勤奋自修，发榜时居然名列前茅。

　　1938年8月，武汉会战开始，国民政府开始把重要的物资、工厂都往后方转移。战干团也奉命西迁，跋涉约30个县市后，最终驻扎四川綦江。因为前线干部折损严重，我们这些来自沦陷区的青年正式训练不足一年，便于1939年秋天毕业。恰逢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大批同学直接分配到长沙，遂有同学壮烈殉国。我留校当了区队长。

　　战干团不幸成为了国共党争的牺牲品。进校之初，正值国共合作高潮，教育长桂永清还经常邀请共产党人来校，我也听过周恩来、叶剑英的讲话。但在1939年冬天至1940年春天，战干团秘密“清党”，审讯拷打过一些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甚至有人遇害。我那时还接待过一位重庆来的学生家属，陪她到团总部寻亲。该事件惊动了重庆，桂永清不得不出国“考察”以避风头。

　　战干团于1941年被裁撤，学员学籍一律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同等对待。我们被合并为中央军校二分校第16期学员，我也领到了具有标志意义的中央军校生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