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后不到两个月，辽沈战役爆发。1948年10月，我在黑山战役中被打散，化装成老百姓，偷偷回到沈阳，投诚是惟一出路了。1948年11月10日，我去沈阳东大营临时收容所报到，被送往抚顺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区队想让我参加解放军，但我执意不肯再调转枪口去打国民党，我留恋新婚家庭，预备回到家当老百姓。抗战八年，又打了三年内战，打灰心了。在抚顺集中营，我看到了兵团司令廖耀湘。中缅印战场上，他是我的直接上级军长。他住在二楼一个单间，靠近楼梯，我上下楼有时能看见他坐在桌后，颜面阴沉，不知道从他手中失去十万官兵，会作何感想？

　　劳动改造6年，妻离子散

　　1949年5月，我拿着一纸“安善良民”的证明被遣返沈阳，与妻子团聚。但是落户以后始终找不到工作。我不得不隐瞒历史，混入沈阳新阳公司做打桩工，十几个人拉起上百斤铁锤把木桩打进地面四、五米深；也曾经混入沈阳铁西区东北工学院总务处木工队当学徒工，可一旦清查历史，都逃脱不了被开除的命运。这时我的女儿出生了，为了养家活口，我只得去做临时工，卖苦力。每次拉着上千斤的货爬天桥，我都全身冒汗，口吐鲜血。

　　1957年春，妻子叫我到北京学习中医，她当时在北京的一家疗养院当护士。我高兴地来到北京，希望借此改变命运。白天在诊所里做收费出纳工作，晚上就跟着北京的一位老中医朱格一学针灸。

　　不料，1959年除夕，根据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指示，北京“要扫除社会上反动阶级一切残渣余孽，使北京市成为一座清澈透明水晶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因“历史反革命”，外加“无照行医”而被公安局拘留，送进了雍和宫隔壁的收容所。当时到处响着贺岁的鞭炮声，我就在这样热烈又凄凉的气氛里度过了新年。

　　在收容所，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认罪服教。我曾坦白了我在中缅印战场与日寇血战经历，小队长批评我：“你为什么光说你过五关斩六将，不说你败走麦城呢？”以后我就主动交待：当国民党军官是反动派、反人民的，无照行医是危害社会治安，送劳动教养是罪有应得。

　　1959年春，我被发配到了北京茶淀清河农场，开始了六年劳教生活。那一年也是全国大饥荒的开始。熬不过饥饿的人一个个躺倒了，医务所设有一个太平间，凡是垂死的饥饿病人都从临时病房转移到太平间，再死定后拉出掩埋。有多少人死去不知道，但太平间每天总有两三个垂死病人停放，第二天就不见了。

　　我的身体底子好，白天还能走动，但夜晚便昏昏沉沉像是失去知觉。幸亏农场医务所一位出诊大夫经常从大车队带回饿死的牛马骨头，我们把骨头砸碎熬骨髓汤喝，终于熬到了1961年春节。

　　劳动教养期间，最大的打击便是和妻子离异。虽然我早有思想准备，社会对她的压力我能理解，妻子生性好强，由于有一个“反革命军人”的丈夫，她在工作中处处碰壁，遭人白眼，心灵受到摧残。1949年，遭逢命运大变之时，她尚不满20岁。饱受刺激的妻子后来得了精神病，不到60岁便离开人世。而我则从38岁离婚后，再未结婚。

　　1965年，劳改结束，我用两条腿走遍了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包括香港，不亚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又被遣返回山东老家时，我已离家三十年整。亲人都不认我，都要跟我划清界限。连我的老母亲，直到去世都拒绝认我这个“历史反革命”儿子。日本投降后，我原想能够有机会好好孝敬母亲，结果却孝母不能，这是人生大恸。1965年秋，我下到西王庄公社，开始时还不错，做赤脚医生、民办教师，每月大队还补助两块钱。“文革”后，我整天下地劳动，掏大粪、养猪、种棉花、修堤坝。

　　1980年摘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直到1980年，我才完全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并凭着远征军时的英语底子，到西王庄乡中学当了一名英语教师。而待到1988年，我才得以和亲生女儿相见。直到上世纪70年代，我们通信都要通过亲戚转交，以免连累她。女儿12岁时，还独自到茶淀农场看我，我要上工，迫不得已把她反锁在牛棚里。1965年遣返回老家前，我还以“叔叔”的名义看望她。我们终于见面的那个暑假，女儿感慨，说海峡两岸隔绝了20多年，而我们父女同在大陆也相隔了20多年。

　　1992年，我70多岁的时候，从山东枣庄西王庄中学退休。我今年已经92岁了，我觉得我这一生无愧于自己，无愧于社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亲戚朋友，无愧于任何人。一个人问心无愧，他就能活得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