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我被分配到云南第54军。起初到特务营里当排长，一年后又升任第50师特务连连长，在滇越边境驻防，防御在越南的日军进犯。

　　我亲身经历了抗战后期山穷水尽的局面。战时经济濒临崩溃，全国海关尽失，也丢掉了大部分工厂，国民政府税入去了一大半，但是开销增加十倍不止，不得不饮鸠止渴，滥印钞票应急，结果物价飞涨。我当排长时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两斤肉。而到1944年，一个低阶军官的月饷仅值战前的三十分之一。

　　前线抗日官兵严重缺乏补给。54军身为中央军的嫡系精锐，装备已经相对杂牌军精良，但我们那时穿的军服都是粗麻编织的，染成了草绿色，像个麻布口袋。士兵们还吃不饱饭，米里掺了很多稗子，天天吃盐水煮青菜，几乎见不到肉。

　　最头痛的就是逃兵不断。抗战八年，国民党军队死伤官兵321万人，其中光阵亡的将士就达131万人，死亡将军256人。但当时能募兵的都已经招募了，最后募不来就干脆抓了，可是兵进了部队却吃不饱、穿不暖。我当连长时，经常会有兵出逃，一逃就是四五个。我们只能对士兵加紧看管，有逃兵就去抓，找不到了，只好再就地补充兵源。

　　我连里的兵年龄都不大，有的还不到18岁。听说后来征兵，10个人中只有3个勉强够得上健康标准，而这三人日后还被送到了远征军为国出战，可见当年国民党军队抗战之艰苦。现在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抗战是怎么一回事了，这是大遗憾。中华民族全民动员，八年抗敌，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这是历史上很少有的一件事情。

　　成为远征军入缅甸作战

　　1944年4月，我所在的50师和14师一起，被编入中国驻印部队，空运入缅甸作战。此次是中国军队二度远征。

　　我们从祥云驿（临时）机场登机，沿着驼峰航线，先飞印度的汀江机场，高寒缺氧，我冻得直打哆嗦，听说有体弱的士兵竟被活活冻死。飞机着陆许久后我的两耳还嗡嗡作响。

　　到达汀江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防疫。令我最心痛的是大家出国前特地换发的新军装和毛毯都被焚毁。那时国内的军队还被称作是“草鞋部队”，士兵不得不光脚穿着草鞋抗敌。集体沐浴后，我们打了防疫针，换上了堪称豪华的装备，米黄色的英式军服，还领到了美军军用睡袋、蚊帐、抹脸的防蚊油、防蚂蟥的666粉。

　　短暂停留后，我们又登机飞往缅甸重镇孟关，接着由美军的十轮大卡车运送到缅北丛林中驻营。大森林里暗无天日，终日只听见猴子的吼叫声。丛林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天天可以吃到美军的牛肉罐头，来自英国的大米敞开供应，只是不太新鲜，有时还能吃到黄豆罐头。当时的补给完全靠美军空投供应。我们在森林的空地上铺上白色的布板做指引。我还记得投递食品的降落伞是用白布做的，投递军械弹药的降落伞则是彩色的尼龙人造丝质地。这些降落伞是一次性的，美国人不回收，中国军人便留下来，我亲眼看到师部的人用人造丝降落伞搭帐篷，看上去很高级。

　　西保战役是我在缅甸亲历的惟一的一场战役。我当时任特务连连长，负责警戒搜索工作，并不直接参加战斗。但是奇袭密支那战役过后，全连官兵都想打仗，他们鼓动我去找50师师长潘裕昆请战，师长很支持，西保之战时，就把我们连配属到149团第二营，负责沿公路正面进攻。西保这一仗打得很惨烈，士兵和敌人拼刺刀肉搏，我们连伤亡了27人，我眼睁睁看着贴身号兵周勇被日本狙击手击中身亡。敌人溃退后，我们乘胜追击，一直追到伊洛瓦底江边，获得上级嘉奖，总结功绩为“忠勇果敢、指挥从容，行动坚决，于三月十六日攻破敌坚固阵地，一举追敌至数英里，使敌不逞而抵抗”。

　　西保战役后，我不幸在一次实战演习时，因为一个士兵误踩日军地雷，当场死伤了好几个人，我也负了重伤，弹片从右肋穿进体内，右腿膝关节也飞入弹片。我被送进了密支那后方医院，受到美国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

　　1945年5月，我所在的第50师从缅甸腊戍回国。走到梧州时我们知道日本人投降了，改向广州进发，我觉得好日子终于来了。

　　辽沈战役后投诚，宁做普通人

　　部队驻防广州时，我天天看报纸，特别关心国共两党谈判，希望和谈成功。传言我们要调到日本去做占领军，但如果谈判失败，就要调到东北去打内战。

　　国共内战到底在东北爆发。1946年2月，我从香港九龙登上美军第七舰队的登陆艇，调往秦皇岛。接着坐火车向锦州进发，后来转到沈阳。我参加过最惨烈的战役莫过于1947年初的德惠之战。我当时已经是副营长了，守在德惠最南端的山东屯。对手的炮打得很密集，据说德惠一百里外都能听到震耳的炮声。山东屯最后失守，后来我建议用重炮堵截。这一仗国共军队的伤亡都很大，从山东屯一处清理出的共产党军队尸体就达200多具，孙立人、陈明仁他们当时都流泪了，我也流泪了。死得太惨了。潘裕昆也说，一将成名万骨枯，死了这么多人，中国人的价值在哪儿呢？大家都很伤心。那一仗，我们因为守德惠有功，50师149团被授予“中正团”，潘裕昆升任新一军军长。德惠战役成为国军的经典战役，据说至今台北市还有一条德惠路作为纪念。

　　随后的日子里，国军渐渐失去斗志，但是当时哪里想到过国民党会垮台？我还依然过着太平日子。1948年春，我的部队驻扎沈阳辽中县茨榆坨村时，经过一位同事介绍，我和三台子的一位女中学生结婚，当时我是少校团副，和营长平级。婚礼办得很风光，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出席了婚宴，还派自己的座驾让我去接新娘。不过，当潘将军看过妻子面相后，他断言我们的婚姻不会白头到老，果然让他言中。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承受巨大压力的妻子，最终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我离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