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在重庆印发了三万册。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看完这本书只说了两个字：内战。陈布雷的意思是，共产党的政治攻势有颠覆政府的巨大力量，国民党[GuoMinDang]根本没有招架之功，对付共产党只剩下战争这一种手段了。

毛泽东[MaoZeDong]担心的是：一旦日本战败，内战全面爆发。就在共产党人对未来提出设想的时候，一个[YiGe]巨大的事件突然降临。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国人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八月九日，苏军的重炮打破了中国[ZhongGuo]东北边境的寂静。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八个集团军六十个师的机械化作战部队，沿着四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开始向中国[ZhongGuo]境内大规模突进。同时，苏军轰炸机群对伪满洲国首都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开始了猛烈的轰炸。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毛泽东[MaoZeDong]和延安[YanAn]的军民一样，是在广播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

同样，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也是在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只不过比延安[YanAn]早了一天。

突然到来的胜利，给国民党[GuoMinDang]人带来巨大的惊喜和无比的自豪。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以国民党[GuoMinDang]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了广播演说：“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也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

延安[YanAn]的毛泽东[MaoZeDong]自然也十分兴奋，他把胜利归结于“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ZhongGuo]，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充满焦虑。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ZhongGuo]这片土地上最主要的政治和军事争端，都来自于国民党[GuoMinDang]与共产党之间。这两个从联合走向分裂的政治派别，由于政治信仰的巨大差异，多年来始终处在严酷的敌对之中。十年前，共产党人和他们数量有限、装备简陋的武装，在国民党[GuoMinDang]军的大举围攻下几乎面临绝境，不得不放弃一个[YiGe]又一个[YiGe]根据地，转战在这个国家的急流险山之间。最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落脚于中国[ZhongGuo]西北的黄土高原上。而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当日本入侵中国[ZhongGuo]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国共两党必须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无论是国民党[GuoMinDang]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清楚这种联合与统一是暂时的，一旦共同对日这个大前提消失，两支力量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对立就会重新显现，那么随之而来的也许就是冲突或交战的再次爆发。

此刻，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盟国，他们对中国[ZhongGuo]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焦虑，绝不是出自于对中国[ZhongGuo]社会与民生的担忧。中国[ZhongGuo]国民党[GuoMinDang]与中国[ZhongGuo]共产党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这一冲突的性质决定了其结局必然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的在华利益，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在国际事务中政治联盟的格局。

来自蒋介石政府和军队、国内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国际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各色情报，杂乱地集中在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YanAn]。毛泽东[MaoZeDong]格外关注国民党[GuoMinDang]军队日渐紧迫的大规模调动：新六军被运到南京，第九十四军被运到上海，第九十二军被运到北平……这种规模甚至超出了抗战时期的军事调动，显然是针对共产党人的。毛泽东[MaoZeDong]担忧的是，五万美军准备在中国[ZhongGuo]华北沿海港口城市登陆，名义上是配合中国[ZhongGuo]政府对日本占领军受降，实际上既是等候着蒋介石的军队前去接收，同时也不排除打算与苏联争夺控制中国[ZhongGuo]的势力范围。而更让共产党人感到吃惊和困惑的消息，依旧来自苏联。

苏军对日作战开始后，朱德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准备接受日军投降，但是蒋介石宣布日军只能向国民党[GuoMinDang]军投降。就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数小时之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与国民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签署外交文件当属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一“条约”签署的时机涉及中国[ZhongGuo]共产党人未来的生存环境。条约的要点，是落实苏联在《雅尔塔协议》中取得的在华利益。国民政府以此换取了斯大林的承诺：上百万苏军已经开进中国[ZhongGuo]东北，虽然此刻那里没有国民党[GuoMinDang]军的一兵一卒，但是苏军只接受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接管；并且，“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ZhongGuo]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ZhongGuo]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