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HuShi]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思想自由、言论独立、不肯盲从、追求真理，鼓吹民主政治，实现个人价值，是否超越了时代，而不为时代所容？否则，鲁迅为何要说胡适[HuShi]是一位“荷戟独彷徨”的历史斗士？看来，胡适[HuShi]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本文摘自《温故（之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原题为“胡适[HuShi]与毛泽东[MaoZeDong]”

　　一

　　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只要向任何一个知识青年提问：“你喜欢读什么杂志？”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新青年》杂志。”如果再问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谁？”他同样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胡适[HuShi]和陈独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毛泽东[MaoZeDong]就曾这样回答过提问。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MaoZeDong]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HuShi]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HuShi]只比毛泽东[MaoZeDong]大两岁（胡适[HuShi]生于1891年，毛泽东[MaoZeDong]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MaoZeDong]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HuShi]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当毛泽东[MaoZeDong]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HuShi]那时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MaoZeDong]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HuShi]的课。这也是毛泽东[MaoZeDong]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HuShi]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MaoZeDong]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HuShi]，同胡适[HuShi]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HuShi]作过报告，解答问题。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MaoZeDong]对胡适[HuShi]的尊重和仰慕。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MaoZeDong]、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MaoZeDong]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MaoZeDong]却决定不去法国了。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对此，毛泽东[MaoZeDong]作了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一年多后，也就是在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MaoZeDong]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HuShi]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HuShi]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由此可见，毛泽东[MaoZeDong]之所以最后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是更为有利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MaoZeDong]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内最了解国情、最了解农民的领袖。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的形成，不能说与此没有渊源关系。

　　毛泽东[MaoZeDong]不去法国的第二个原因呢？则是与胡适[HuShi]的态度有关。毛泽东[MaoZeDong]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问过”胡适[HuShi]，胡适[HuShi]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HuShi]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毛泽东[MaoZeDong]在信中提到胡适[HuShi]的《非留学篇》一文，说明毛泽东[MaoZeDong]读过这篇文章，受到这篇文章影响。

　　毛泽东[MaoZeDong]不去法国留学的第三个原因，还与那一时期刚好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关。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HuShi]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HuShi]不想谈政治，但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当时在报刊杂志上见到的“主义”，在文人学者嘴里的“主义”是琳琅满目：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而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基尔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建国后把胡适[HuShi]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解释成单纯反对马克思主义，不免有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而不惜曲解他人之意贬低他人之嫌。胡适[HuShi]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针对一切“主义”的，而非专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胡适[HuShi]对“主义”的抨击，其矛头针对的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方法。在胡适[HuShi]看来，那种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是思想上“懒”的表现，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这是一；其二，胡适[HuShi]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强调抽象的“主义”要少谈，因为每一种“主义”都蕴含着救时的具体主张，如若我们不去实地研究这个社会的需要，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曲，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怎么能有用处呢？其三，胡适[HuShi]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其四，胡适[HuShi]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到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自欺欺人的梦话。胡适[HuShi]反对把“主义”当作绝对真理和终极教条，反对把“主义”当作金科玉律的宗教教义顶礼膜拜，看出了盲目崇拜“主义”的危害。胡适[HuShi]简直是在为以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画像。但是，胡适[HuShi]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人“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胡适[HuShi]的这些观点遭到了反驳。陈独秀因为被北洋军阀政府关在监狱里而没有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当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也就是说谈不上是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要说明的是，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首先并主要发生在胡适[HuShi]与李大钊之间，但直至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始终都认为自己与胡适[HuShi]之间的友谊超过自己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

　　毛泽东[MaoZeDong]在这场争论中是什么态度呢？就目前见到的史料，笔者认为毛泽东[MaoZeDong]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因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MaoZeDong]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七十一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八十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一百四十四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MaoZeDong]也就不去法国了。

　　而五四运动的发生更坚定了毛泽东[MaoZeDong]留在国内参加火热斗争的决心。

　　之后，毛泽东[MaoZeDong]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书社里重点销售的图书也有胡适[HuShi]的一些著作，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或是登载胡适[HuShi]文章较多的刊物《新生活》，还有就是胡适[HuShi]的老师美国杜威教授的书，如《杜威五在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从文化书社销售的这些书刊，也折射出青年毛泽东[MaoZeDong]对胡适[HuShi]的态度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