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我用“治”这个[ZheGe]范畴来临摹康熙[KangXi]的内心世界。在这个[ZheGe]部分，我大量运用历史档案。每周以皇帝[HuangDi]之名发布的谕令有上百则。这些[ZheXie]朝廷的文献，只是流通于17世纪中国[ZhongGuo]庞然官僚体系中众多公牍的一鳞半爪。但为求能理解本书[BenShu]，读者仅消认识朝廷官僚体系的梗概即可。康熙[KangXi]时代，中国[ZhongGuo]中央官僚体系主要是由京畿（以北京为主）和省级部门所构成。京畿部门归四至六位“大学士”督导，由六部尚书与侍郎直接署理：这六部包括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御史考课官僚的行为举止。皇帝[HuangDi]也有专属的“内廷官僚”，负责掌管宫廷内务、御前侍卫、皇家田产；这个[ZheGe]机构是由满人、奴仆与宦官所组成。

京畿大臣督导省级官员。康熙[KangXi]朝大部分期间，中国[ZhongGuo]划分为十八个行省，各省由巡抚主政——这十八个省又分成六个单位，各设“总督”一人管辖。省之下置“府”，府下设“县”，由知县主政，全国共约一千五百位知县。当时中国[ZhongGuo]的实际人口数约莫一亿五千万人，粗略估算，平均每位知县下辖十万人。知县在地方皂吏的辅佐之下，负责征课每年总值约二千七百万盎司的白银；这笔税收征集自相当于九千万英亩的农耕地。知县还负责执行法律与维护秩序，以及初步简拔受儒家典籍熏陶的年轻学子。这是中国[ZhongGuo]官僚体系独步于世的特质：经府、州、县科考录取者是为“生员”；经省级“乡试”科考录取者是为“举人”；二三百名举人参加每三年一试的“会试”而及第者，是为“进士”，其中佼佼者，得以高升入帝国的儒学重镇“翰林院”，从事研究与文艺的工作。举人与进士大抵能在京城或各省官僚体系中历任要津，扶摇直上。

对康熙[KangXi]而言，“治”意味着对整体帝国的经济和文教结构，乃至黎民百姓的生死以及他们[TaMen]人格的启发与形塑，承担终极的责任。对康熙[KangXi]治理思想最重要的影响，无疑是“三藩之乱”这场涂炭生灵的内战，这场乱事缘起于康熙[KangXi]十二年，延宕八年之久。这三位藩王分别是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朝廷为了酬庸三藩王在崇祯十七年间襄助满人推翻明朝，在中国[ZhongGuo]西部、南方赐封他们[TaMen]大片领地，他们[TaMen]在各自领地的经略形同独立王国。康熙[KangXi]十二年，在与“议政王大臣会议”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康熙[KangXi]决定撤藩，让吴三桂和其他两位藩王离开他们[TaMen]的领地寓居关外。康熙[KangXi]不顾群臣的极力反对，一意孤行执意削藩，结果正如群臣的示警，掀起了一场羁延多年、民不聊生的动荡，几乎葬送了康熙[KangXi]的王朝。

虽然乱事在康熙[KangXi]二十年终告平定，但康熙[KangXi]仍以三藩之乱为炯戒，为他的率尔定夺深感自责，并常以此事为殷鉴，申明睿智的决策是何等困难。黎民百姓在动乱期间的哀鸿遍野烙印他的心头，就如同兵勇的拖沓一样令他勃然动怒；于是在叛乱敉平后，康熙[KangXi]对领兵兴乱的首酋严惩治罪。不过，康熙[KangXi]是依大清律例之叛乱刑责裁夺定罪，而非乾纲独断。康熙[KangXi]对死刑案件的普遍关切，提醒我们，中国[ZhongGuo]人的断案并非恣意妄为：大清律例精致细腻，为各级朝廷命官提供审判时法条解释和诉讼程序的依据。（类似的管理措施，也存在于一体化、标准化的繁杂课税机制。康熙[KangXi]五十一年，康熙[KangXi]谕令冻结“丁”税的税额，作为后代税赋的定额标准，以彰显中国[ZhongGuo]国力的昌盛，并抑止朝廷挥霍无度的开支。）

第三个范畴是“思”。在这一章里，我们走出皇帝[HuangDi]践行和常理的世界，转进他在面对史无前例的现象时难以捉摸的反应。根据康熙[KangXi]的认知，成功的思想有赖于心灵的开放和弹性因应。这有别于正统理学家所标榜的严守知识法度，扬弃无谓的冥思空想及对道德统整性的坚持。康熙[KangXi]对理学家的学说，自然大表推崇、身体力行，儒家典籍也能琅琅上口，宋朝大儒朱熹的“格物”之理信手拈来，一如他频频征引阴阳法则和《易经》之说；但康熙[KangXi]还称不上是学识渊博的哲学大师。相反，康熙[KangXi]的特质在于求知欲旺盛，始终浸淫于探索万物生成与变化之道。终其一生，他在不同的阶段对几何学、机械学、天文学、绘图学、光学、医学、音律、代数都表示过兴趣；在这些[ZheXie]和其他学术领域，推动工程浩瀚的学术和百科全书计划。他在造访孔子故里和墓地时的表现，可见他即便在庄严肃穆的礼仪场合，也毫不掩饰对知识的渴求；在与罗马教廷特使的对话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康熙[KangXi]纵然大发雷霆，也无碍于他对新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