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MaoZeDong]接见红卫兵[HongWeiBing]

　　点燃“文革”导火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WenZhang]《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海瑞罢官》一剧，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作。早在1959年，吴晗就根据毛泽东[MaoZeDong]在当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关于要学习海瑞精神的指示，根据胡乔木的建议，于6月写作和发表过《海瑞骂皇帝》一文。同年9月21日，又发表过《论海瑞》的文章[WenZhang]。《论海瑞》写作出来时，已是庐山会议[HuiYi]刚开过，吴晗还加上了一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后来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先生之约，写了《海瑞》一剧。并接受友人蔡希陶意见，改名为《海瑞罢官》。1961年1月发表于《北京文艺》，并由北京京剧团上演，马连良饰海瑞，裘盛荣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海》剧是写明朝大臣海瑞在任应天府巡抚期间，敢于将曾任宰相的徐阶的第三个儿子徐瑛(强占民田、强抢民女的恶霸)处死，并通令缙绅退田等的故事，宣扬了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此剧上演后，毛泽东[MaoZeDong]很高兴，还在家里接见了演海瑞的演员马连良。

　　1962年，江青认为这个戏有“问题”，曾找中宣部、文化部4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此剧，并耸人听闻地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江青的要求被拒绝。1963年，江青对赞扬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WenZhang]很不满意。1964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会演，扬言“京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第一仗。”下半年，江青就在北京找了李希凡，要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WenZhang]，李希凡没接受。于是，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密商，由姚文元写了批判文章[WenZhang]。

　　文章[WenZhang]硬把剧中“退田”、“平冤狱”的内容同1961年至1962年的现实政治联系起来，煞有介事地说：“1961年，正是我国内为连续3年自然灾害而遇到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1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

　　这样一篇肆意制造“罪名”的文章[WenZhang]，它的炮制出笼是很特别的。

　　由于人们不知道文章[WenZhang]的来由和底细，它又是登在上海的一份报纸上，中央[ZhongYang]和各地方报纸的编辑部虽然对它很注意，但大都持观望态度。因而一段时间里，除上海外，全国各报都没有及时转载。后来大多数报纸陆续转载了，北京和湖南仍没有转载。

　　北京没有转载，并非出于麻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因事出意外，感到震惊。如此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中共党员、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和著名学者，有违1965年上半年周扬传达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ZhongYang]报刊为准的规定，上海“这样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此其一。其二，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专门开会研究过转载问题，决定先向《文汇报》了解情况，如果姚文元的文章[WenZhang]是毛主席[ZhuXi]定的，《北京日报》就登，否则就不登。由于张春桥严令向北京也向中央[ZhongYang]封锁消息，《文汇报》不予透底，北京市委、《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询问均无所获。在此情况下，邓拓决定即请示在外地的彭真，彭答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后再定。

　　1967年毛泽东[MaoZeDong]曾说过：“姚文元的文章[WenZhang]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此话不假。发出信号是为了观察。上海的张春桥等人在观察，毛泽东[MaoZeDong]也在观察。张春桥等人观察的结果，如他在1966年5月所说的：姚文元文章[WenZhang]发表以后，“我们[WoMen]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江青将这些情况报告了毛泽东[MaoZeDong]。毛泽东[MaoZeDong]观察的结果，如他1967年5月所说的：“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毛泽东[MaoZeDong]更增加了对中宣部的不满。认为这些事实更证明了他对中央[ZhongYang]出“修正主义”的担心和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看法的正确性。

　　1965年11月下旬，彭真返京。在听取《红旗》杂志的汇报后，他指示：中央[ZhongYang]报刊是否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WenZhang]，还要再考虑一下再说。他要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转载的问题，并说吴晗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对姚文元文章[WenZhang]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北京市委书记处研究认为：不同意姚文元文章[WenZhang]的第四部分“《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从政治上的批判；如必须转载这篇文章[WenZhang]，则加上编者按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WenZhang]，根据彭真28日的指示写的按语，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30日《人民日报》转载，根据周恩来、彭真意见写成并修改的按语说：“我们[WoMen]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WoMen]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WoMen]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人民日报》并将姚文元的文章[WenZhang]放在第5版“学术讨论”专栏，以此表示了不同于姚文元文章[WenZhang]的态度。

　　12月21日，毛泽东[MaoZeDong]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说：“姚文元的文章[WenZhang]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WoMen]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言一出，要害由“退田”变为“罢官”，政治批判的分量更加增强。这场以文艺问题为突破口，以1958年“大跃进”以来包括庐山会议[HuiYi]、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HuiYi]和四清运动中的分歧问题为内容的批判，使得人们感觉到了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但是人们普遍意识不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开始了。

　　制定《五一六通知》

　　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WenZhang]等问题上所遇到的来自中宣部、北京市委及彭真等人的强大阻力，使毛泽东[MaoZeDong]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央[ZhongYang]可能出修正主义和发生反革命政变的估计。他开始避开党中央[ZhongYang]其他领导人，依靠康生、江青等人帮助他开展这场“文化大革命”。

　　1966年3月下旬，根据毛泽东[MaoZeDong]的指示，康生指定王力起草1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根据王力的回忆，他所拟的通知只有一句话，即“中共中央[ZhongYang]通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央[ZhongYang]批转的《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以撤销。”这个通知政治局讨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