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急送毛泽东[MaoZeDong]，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并要党内“理论家”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回忆，他领会毛泽东[MaoZeDong]的意思，也就是要他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即要他做一篇大文章[WenZhang]。于是他和王力合作，很快在4月初写出了初稿。

　　初稿送毛泽东[MaoZeDong]，他阅后决定成立1个小组来起草通知，并点名陈伯达为组长。

　　4月16—26日，毛泽东[MaoZeDong]在杭州召集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HuiYi]，这次会议[HuiYi]实质上是为发动“文革”做准备。毛泽东[MaoZeDong]建议，起草小组到上海工作，于是起草小组成员纷纷前往上海，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名义上是为中央[ZhongYang]会议[HuiYi]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

　　据有关资料讲，起草小组写完一稿，即由张春桥派人急送杭州。毛泽东[MaoZeDong]看完后加一些话，派人即送张春桥，由他转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MaoZeDong]的指示又进行讨论、修改，再由张春桥派人送毛泽东[MaoZeDong]，毛泽东[MaoZeDong]又加一些话退张春桥……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见毛泽东[MaoZeDong]对《通知》的重视。当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HuiYi]时，会开到一半，毛泽东[MaoZeDong]还要徐业夫打电话到上海，又加进了一些话。

　　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不见了往年必上天安门的彭真。

　　如此费力、秘密制定出来的《通知》，应该发挥作用了。1966年5月4～26日，中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扩大会议[HuiYi]在北京召开，毛泽东[MaoZeDong]仍在外地，刘少奇主持会议[HuiYi]，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MaoZeDong]汇报。这次会议[HuiYi]的主要内容是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按照毛泽东[MaoZeDong]的意见，决定停止、撤销彭真等4人在中央[ZhongYang]书记处、北京市委、中宣部的职务。会议[HuiYi]还决定撤销原来的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一决定由毛泽东[MaoZeDong]亲笔写在《通知》中。

　　5月16日，会议[HuiYi]在很不正常的气氛下，没经过认真讨论就通过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不愧是一篇理论性的大文章[WenZhang]，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通知》说《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1个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毛泽东[MaoZeDong]在文件中亲笔加了许多尖锐激烈的话。他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

　　这个《通知》还根据党、政、军里都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估计，发出了将要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信号，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WoMen]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WoMen]信用，被培养为我们[WoMen]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WoMen]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MaoZeDong]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以上所引的一些尖锐字句都是他亲笔加写上去的。作为1个无产阶级党的领袖，毛泽东[MaoZeDong]极为关心他参与缔造的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命运，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努力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可贵和富有远见的。而毛泽东[MaoZeDong]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所做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也一直赢得了党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他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直至混淆敌我，认友为敌，他在人民掌握政权的情况下还要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法，既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

　　《五一六通知》实际上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宣言，十年“文革”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人们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第一天。

　　“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墨绿色专列风驰电掣般地跨过长江，穿越黄河，在华北大平原上急速飞奔。

　　这是毛泽东[MaoZeDong]主席[ZhuXi]的专列。

　　毛泽东[MaoZeDong]1965年11月去南方巡视，已经接连在上海、杭州、韶山滴水洞、武昌停留了8个月，差不多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离开北京外出时间最长的一次。1966年7月16日，他以73岁高龄在武汉畅游长江，然后启程返回。7月18日晚，他回到中南海丰泽园。

　　得知毛泽东[MaoZeDong]已经回来，刘少奇立即赶去丰泽园，想向他汇报一下工作。可门卫通报后传话说“主席[ZhuXi]要休息”。刘少奇只得回家，等明天再说。

　　从第二天起，毛泽东[MaoZeDong]陆续听取各方面汇报，阅读材料，了解北京和全国的情况。刘少奇除了向毛泽东[MaoZeDong]汇报，还是继续主持例行的中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HuiYi]，研究处理文化革命问题和各项日常工作。

　　但是，围绕工作组的争论却越来越大了。社会上，小部分学生要赶走工作组，大部分学生要维护工作组，各不相让。常委扩大会上，陈伯达3次提出取消工作组，同样遭到大多数同志的反对。

　　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多数同志的意见。在7月22日的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还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邓小平也说：“要教会工作组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组恐怕不行。”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

　　然而，刘少奇、邓小平尽管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但他们采取的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却同毛泽东[MaoZeDong]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

　　毛泽东[MaoZeDong]终于表态了。7月24、25日，他连续两次召集中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常委、“中央[ZhongYang]文革”小组负责人和正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区中央[ZhongYang]局书记谈话，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说：“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包括张承先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

　　对毛泽东[MaoZeDong]的表态，“中央[ZhongYang]文革”小组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应。

　　7月25、26日两个晚上，“中央[ZhongYang]文革”小组全体出动来到北京大学，参加在东操场举行的两次万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大会上竭尽挑拨煽动之能事，声称“毛主席[ZhuXi]1个工作组也没有派”，宣布撤销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搬掉这个障碍物”。27日，他们又到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揭批工作组大会，当场宣布罢免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职务、撤销工作组。康生在大会上还公开放出“彭真策划二月兵变”的奇闻，借以蛊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