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海瑞[HaiRui]精神，本来是毛泽东[MaoZeDong]提倡的，吴晗接受胡乔木的建议，响应毛泽东[MaoZeDong]的号召，写了包括《海瑞[HaiRui]罢官》在内的一些宣扬海瑞[HaiRui]精神的作品，为什么毛泽东[MaoZeDong]又支持批判《海瑞[HaiRui]罢官》呢？

　　本文节选自《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个人反对中央[ZhongYang]集体

　　1965年11月到1966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头一件大事就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HaiRui]罢官＞》的发表。指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对吴晗横加诬陷，是正确的，但是显然问题[WenTi]不止于此。必须回答，毛泽东[MaoZeDong]何以批准姚文的发表。学习海瑞[HaiRui]精神，本来是毛泽东[MaoZeDong]提倡的，吴晗接受胡乔木的建议，响应毛泽东[MaoZeDong]的号召，写了包括《海瑞[HaiRui]罢官》在内的一些宣扬海瑞[HaiRui]精神的作品，为什么毛泽东[MaoZeDong]又支持批判《海瑞[HaiRui]罢官》呢？这个问题[WenTi]不难回答。毛泽东[MaoZeDong]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提倡学习海瑞[HaiRui]精神，是要党内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敢于讲话，不要怕这怕那。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更明白地说，他提倡的是“左派”海瑞[HaiRui]，不是“右派”海瑞[HaiRui]。他误认为《海瑞[HaiRui]罢官》为“右派”海瑞[HaiRui]彭德怀张目，所以批准姚文的发表。其实吴晗从来没有为彭德怀说过好话，这有种种证据。他在《论海瑞[HaiRui]》中一再不点名地批判彭德怀，又在文末写了300多字抨击“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派”，就是一个明证。

　　姚文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之处，是它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WenTi]，指责了否定“三面红旗”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老实说，《海瑞[HaiRui]罢官》的发表和演出，在社会上并没有多大影响，从来没人感觉到它有什么弦外之音，斯诺说国外“中国问题[WenTi]专家”也从无一人发现其中有什么“双重含义”。但它何以引起轩然大波？姚文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WenTi]，就透露了信息。原来它微妙、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MaoZeDong]和中央[ZhongYang]其他一些同志之间在这个重大问题[WenTi]上曾经有过的若干意见分歧，这才是姚文的要害。“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严格说来不是什么以文艺战线为“突破口”，而是在“三面红旗”问题[WenTi]上大做文章。姚文的发表，显然不是作为文艺问题[WenTi]、限于一个剧本进行讨论，而是作为全局性的政治问题[WenTi]提了出来。姚文是蛮不讲理的，因为《海瑞[HaiRui]罢官》酝酿于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写成于1960年11月，发表和演出于1961年年初，根本不可能为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鸣冤叫屈。可是不久又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一样地牵强附会，强词夺理，陷人于罪，也一样地在“三面红旗”问题[WenTi]上大做文章。

　　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党的工作成就是主导方面，在“三面红旗”问题[WenTi]上则有严重失误。若干失误本来在探索中难以完全避免也不难纠正，但是主要由于个人专断作风的逐步发展，问题[WenTi]就变得相当复杂。概略说来，毛泽东[MaoZeDong]和中央[ZhongYang]其他一些同志在“三面红旗”若干问题[WenTi]上的看法经历了一致-分歧-勉强一致的过程。1960年、1961年受到惩罚，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这在实质上是对“大跃进”的否定。在中央[ZhongYang]工作的同志在认识上也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舛错，但一般说来在实践中得到了修正。他们遵守纪律，从无一人指责“三面红旗”；当许多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三面红旗’究竟对不对”的问题[WenTi]的时候，刘少奇、周恩来还出面做工作，劝说大家把这个问题[WenTi]放一放（当时党内上层认识不一，讨论开来未必有好的结果）。但是中央[ZhongYang]同志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可回避地要对“大跃进”的后果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接受“大跃进”的教训，刘少奇主持的1962年2月中央[ZhongYang]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中央[ZhongYang]工作会议就是这样。毛泽东[MaoZeDong]主观上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维护“三面红旗”，事实上认为中央[ZhongYang]集体在1962年“右倾”。在八届十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ZhongYang]工作会议上，他严厉地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主要地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子恢。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几年中，毛泽东[MaoZeDong]与中央[ZhongYang]其他一些同志之间有合有分，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发展使他把意见分歧看得很重，愈来愈对中央[ZhongYang]集体不满，乃至认为中央[ZhongYang]存在两个“独立王国”，“出了修正主义”。江青心怀鬼胎，秘密策划评《海瑞[HaiRui]罢官》。文章实在难做，刀笔吏姚文元等也不得不九易其稿。江青压根儿就不是因为《海瑞[HaiRui]罢官》有什么问题[WenTi]，而是故意把海瑞[HaiRui]、“右派”海瑞[HaiRui]、彭德怀混同，指鹿为马，借题发挥，挑拨是非。她以重新高度评价“三面红旗”和充分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作为清算刘少奇等中央[ZhongYang]领导同志的“突破口”。这样一个主题符合毛泽东[MaoZeDong]的意图，所以毛泽东[MaoZeDong]为成见所蔽而批准姚文的发表。彭德怀的问题[WenTi]就是对“三面红旗”若干问题[WenTi]的看法问题[WenTi]，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问题[WenTi]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之类的话（这等于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毛泽东[MaoZeDong]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批彭的讲话），所以毛泽东[MaoZeDong]感到姚文意犹未尽，明确指出《海瑞[HaiRui]罢官》的要害问题[WenTi]是“罢官”，即罢了彭德怀的官。

　　毛泽东[MaoZeDong]在中央[ZhongYang]会议上提出过要批判吴晗，但是姚文的发表毕竟未经中央[ZhongYang]讨论决定。毛泽东[MaoZeDong]之所以不提请中央[ZhongYang]讨论决定，他自己说过，因为他估计中央[ZhongYang]某些同志会持异议。当他作出“中央[ZhongYang]出了修正主义”的估量的时候，就认为在非常情况下必须采取独排众议的行动，越过中央[ZhongYang]直接诉诸广大干部和群众。

　　姚文的发表是“左”倾思想和个人专断作风急剧发展的重要关键，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最主要的，是它制造了党内上层的纠葛，使毛泽东[MaoZeDong]对党中央[ZhongYang]的状况作出更加违反实际的估量。中央[ZhongYang]集体鉴于八届八中全会以来的种种变化，鉴于姚文深文周纳的恶劣做法，加之在一段时间内不知道（至少不确切了解）毛泽东[MaoZeDong]对姚文的态度，所以最初不同意姚文的观点。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一段时间内都抵制了姚文。由于上海有关方面没有也不能向中央[ZhongYang]有关部门报告发表姚文的背景，因而中央[ZhongYang]有关部门没有发出转载姚文的通知，所以全国报纸（包括《解放军报》）都未及时转载姚文。这在毛泽东[MaoZeDong]意料之外。他指示出单行本，而全国新华书店不知内情，北京和全国许多新华书店又未及时订购。这一切使毛泽东[MaoZeDong]非常愤慨，认为“中央[ZhongYang]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得到了证明。加之下文要说到的其他因素，毛泽东[MaoZeDong]决定以个人的权威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