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海瑞[HaiRui]精神，本来是毛泽东[MaoZeDong]提倡的，吴晗接受胡乔木的建议，响应毛泽东[MaoZeDong]的号召，写了包括《海瑞[HaiRui]罢官》在内的一些宣扬海瑞[HaiRui]精神的作品，为什么毛泽东[MaoZeDong]又支持批判《海瑞[HaiRui]罢官》呢？

　　第三件大事是中共中央[ZhongYang]于1966年4月10日批发了经中央[ZhongYang]军委批准上报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文件的形成颇为奇特。江青不在中央[ZhongYang]工作，不在军委工作，又没有受中央[ZhongYang]和军委的委托，却要开什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她先找罗瑞卿，碰了钉子；又找到林彪，一拍即合。座谈会所议不是军队文艺工作，而是整个文艺工作。说座谈又没有多少座谈，都是江青一人说了算，纪要又由没有参加座谈会的陈伯达、张春桥参加修改。这是极不正常的。江青之所以找到林彪，她自己说过，是请“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情况表明，江青与林彪勾结，制造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舆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HaiRui]罢官＞》这一炮没有打响，拥护者不多，江青就又请出“尊神”来，开辟一个新战场，直接配合姚文的进攻。

　　《座谈会纪要》不仅一笔抹煞了30年代革命文艺的成就，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提出了“黑线专政”论，提出了“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就其基本方面来说，它是毛泽东[MaoZeDong]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关于文艺工作批示的“左”的发展。两个批示的“左”倾错误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座谈会纪要》的严重“左”倾错误则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一个步骤。

　　《座谈会纪要》的批转，使江青名噪一时。批转以后，大规模的“摧毁文艺黑线”的运动迅速掀起。以后“黑线专政”论又搬用到全部文化领域和其他方面，它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了。

　　准备阶段中最为严重的事件，是错误地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过去把他们四人称之为“反党集团”，毫无根据。对他们的错误批判，直接导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杨尚昆的“错误”主要是“私设窃听器”，这是叫人很难理解的。杨尚昆身为中共中央[ZhongYang]委员、中共中央[ZhongYang]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ZhongYang]办公厅主任，领导中央[ZhongYang]机要部门，接触中央[ZhongYang]核心机密，要“私设窃听器”干什么！原来所谓“窃听器”，就是录音机。他根据中共中央[ZhongYang]的规定在一定场合为重要讲话安排录音，以便整理存档，何罪之有！据中央[ZhongYang]办公厅查实，他从未私录过毛泽东[MaoZeDong]的谈话。但在姚文发表的当天，他就被免去了中共中央[ZhongYang]办公厅主任职务。解除他的职务的真实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他坚持原则而又掌握要害部门，用起来颇不顺手。

　　对罗瑞卿的批判，是林彪挑起的。罗出任总参谋长本系周恩来和林彪所推荐，因罗不愿放弃原则追随林彪而遭受打击。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携带他的亲笔信和林、叶授意几个人写的假证明，向毛泽东[MaoZeDong]“揭发”罗瑞卿。主要内容有二：第一，罗要夺取军权。据称，1965年2月，罗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几句话，要叶“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劝林“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一切交给罗去管”。刘又对叶说：“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这是捏造。刘亚楼已于1965年5月去世，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ZhongYang]领导同志当时就认为“死无对证”、“不足为信”。如果确有其事，为什么在2,3月间不揭出呢？叶群在“揭发”中就有明显的破绽，她说她拒绝了刘的要求，而刘又不敢向林提出，那么为何九个月以后来揭发呢？再者，总参上有军委，军委主席为毛泽东[MaoZeDong]，任何人也不可能夺取党的军权。第二，罗反对“突出政治”。这两项主要内容，前者纯属诬陷，后者却是事实。12月2日，毛泽东[MaoZeDong]扎r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根据毛泽东[MaoZeDong]的意见，先在上海后在北京批判了罗瑞卿。问题[WenTi]还在调查核实中，《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点名批判了罗瑞卿，发到了全党。负责罗的问题[WenTi]的中央[ZhongYang]工作小组领导人之一是彭真，他说过公道话，诸如说过罗的问题[WenTi]“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不讲成七分，是七分不讲成十分”，这又成了批彭的一个内容。

　　1966年4月30日，对罗的问题[WenTi]作出了结论。中央[ZhongYang]批准了这个结论。罗的“主要错误”的第一条是：“罗瑞卿同志极端敌视毛泽东[MaoZeDong]思想。林彪同志提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MaoZeDong]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同志却胡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MaoZeDong]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句话也不要这样说，对外国人影响不好’。罗瑞卿同志还不准说毛泽东[MaoZeDong]思想的形成包含有‘个人天才’的因素，说什么‘现在没人敢再提个人天才了呀！’林彪同志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罗瑞卿同志却反对向外国人宣传和介绍这四句话。林彪同志指示《解放军报》要经常刊载毛主席语录，罗瑞卿同志却嫌搞多了……”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这一条的主要内容抄出，是想说明在个人崇拜流行时是非混淆到何等地步。正如邓小平在罗瑞卿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所说，这恰恰从反面证明罗瑞卿是正确的。

　　彭真的所谓“问题[WenTi]”，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就是他在可能范围内抵制了对《海瑞[HaiRui]罢官》的批判。这种抵制，实质上代表了中央[ZhongYang]集体的抵制。之所以由彭真出面，因为他既是1964年夏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又是吴晗所在的北京市党政最高领导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原则问题[WenTi]面前无可回避。他像中央[ZhongYang]其他领导人一样，尊重和敬爱毛泽东[MaoZeDong]。他在得知毛泽东[MaoZeDong]支持姚文的发表后，批评上海有关部门不报告这一情况，正说明他重视毛泽东[MaoZeDong]的意向。毛泽东[MaoZeDong]却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其实撇开吴文并不反动不论，并未要求全国报纸转载吴文（事实上也没有哪一家报纸转载），自然不存在打招呼的问题[WenTi]；既要求全国报纸转载姚文，情形自然不同。但是毛泽东[MaoZeDong]却由此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马克思在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这确实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彭真认为姚文是可以讨论的，不主张围剿《海瑞[HaiRui]罢官》，不赞成说《海瑞[HaiRui]罢官》的要害是罢彭德怀的官，如实向毛泽东[MaoZeDong]反映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对吴晗说“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历史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他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组织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内容上是基本正确的，无非是试图对已经展开的对《海瑞[HaiRui]罢官》的过火批判和其他类似的批判（如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剪伯赞、吴晗不点名的无理指责）稍加约束，把这些批判置于党中央[ZhongYang]的领导之下。一切是非都被“左”倾思想混淆了。这时个人专断作风已经很难抵制，彭真就是一个现实例子，他因抵制个人专断作风而受到了批判。对他的批判在实际上又似乎是对中央[ZhongYang]集体的批判，因为《汇报提纲》是中央[ZhongYang]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的。中央[ZhongYang]集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同意这样的批判，历史的因循使中央[ZhongYang]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

　　关于陆定一的所谓“错误”，中央[ZhongYang]有过一个说明。他的“错误”有三：他的妻子严慰冰写“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MaoZeDong]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陆与这一“反革命案件”有“密切牵连”；“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MaoZeDong]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在对文化革命问题[WenTi]上的立场和观点“同彭真完全一致”。是非之混淆，无须赘述。匿名信有之，与陆定一无涉。写的都是生活问题[WenTi]，反对的是林彪、叶群，与“反党反革命”相去万里。严慰冰蒙受冤屈，在出狱后已表示匿名信这种方式不足为训。

　　以上种种事件的实质，是个人反对中央[ZhongYang]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