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便获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成为其文艺[WenYi]路线的阐释者和代言人。建国以后，周扬获得了“文艺[WenYi]沙皇”这样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称号。可是政治的惊涛骇浪最终也险些将他吞噬。在施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周扬政治命运的每一步，其实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历史的一个缩影。

　　对82岁的周艾若来说，与父亲[FuQin]周扬的隔膜，其实在他7岁那年的分离便注定了，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FuQin]离世。

　　也许正因如此，看待父亲[FuQin]，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审视。但是，“我不愿意参与写父亲[FuQin]的任何传记”，周艾若沉默了一会，眼神移开，缓缓地说：“因为每次回头看他走的路，我都觉得，心，太痛了……”

周扬

儿时记忆

　　我对童年的回忆是幸福而温暖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总是躺在父母中间，在被窝里拱来拱去；我和弟弟迈克长得有点像西洋娃娃，所以那些大人每次一进门，都先嘻嘻哈哈地逗弄我们[WoMen]一番，然后再上楼和父亲[FuQin]谈他们的事。父亲[FuQin]忙的时候，妈妈就在楼下打麻将。后来才明白，实际上是替父亲[FuQin]望风。

　　更多的时候，我和弟弟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妈妈漂亮、温柔，闲时喜欢教我唱歌跳舞，描红临帖，唱京戏。到现在我还能从头到尾唱完妈妈教我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我想，我身上喜欢文艺[WenYi]的根，就是她在我心灵深处种下的。

　　众所周知，在20世纪30年代，父亲[FuQin]他们与鲁迅、胡风等人在上海有过一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论争。鲁迅先生后来在文章里批评父亲[FuQin]“到处用手段”，还把父亲[FuQin]与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位一同去向他汇报“左联”工作的人，讥为“四条汉子”。

　　在我的理解当中，父亲[FuQin]他们当年只有二十多岁，鲁迅四十多岁，我觉得四条汉子对鲁迅不恭，是不存在的。另外，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告诉我，那时候他们还经常来我家做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谓两个口号之争像后来渲染的那么誓不两立。如果果真如此，胡风、梅志怎么会经常去我家做客呢但是后来的政治斗争将这个本来属于文艺[WenYi]战线的讨论无限政治上纲，甚至升级到“反党”的地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父亲[FuQin]是代表中共去和非党人士鲁迅谈的，怎么到头来变成是他反党了呢我想，鲁迅先生当年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发个牢骚，或者顶多是个讽刺。大概他自己也不会料到，若干年后，“四条汉子”会成为一个罪恶的代号，而这个评价成了父亲[FuQin]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的母亲[MuQin]

　　母亲[MuQin]吴淑媛出身于湖南益阳一大户人家，她的家世比父亲[FuQin]好得多。吴家是打太平天国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苏瓜州当水军提督，曾三次见过皇帝。父亲[FuQin]与母亲[MuQin]算是青梅竹马，父亲[FuQin]小时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们互相有好感，老师做媒，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一对，虽然那时候他们年纪还很小。

　　我的外婆特别宠这个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我们[WoMen]一家在上海生活时，父亲[FuQin]没有[MeiYou]什么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实就是回去要钱的，外婆每次都给母亲[MuQin]带回来一大包金首饰。母亲[MuQin]放在抽屉里，也不锁，每次没钱用了便取一件去换钱。当时有很多益阳的同乡和左联的朋友经常到我们[WoMen]家，这么多人没有[MeiYou]收入，都是靠外婆给的那些钱维持生活。父亲[FuQin]晚年也曾对我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MuQin]——其实是我的外婆。

　　1934年，母亲[MuQin]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父亲[FuQin]把母亲[MuQin]、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老家，以往父亲[FuQin]总要等到孩子生出以后再回上海，这一次，还没等三弟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而母亲[MuQin]并没有[MeiYou]注意到他的反常。母亲[MuQin]顺利生下了三弟，按交代取名“约瑟”。

　　父亲[FuQin]爱吃母亲[MuQin]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母亲[MuQin]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每年夏天一如既往地做着她的甘草梅，而父亲[FuQin]已经音信皆无好几年了。1941年的某一天，母亲[MuQin]终于有了父亲[FuQin]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父亲[FuQin]给郭沫若的一封信，父亲[FuQin]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注：指苏灵扬)已进抗大，小孩(注：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母亲[MuQin]一下子崩溃了，她终于不再做梅子了，望着柜子上排得整整齐齐的7坛梅子，她对我们[WoMen]说：“你们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长了一串长长的淋巴，全身浮肿，浑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说话已无力气。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母亲[MuQin]悄然而逝，走时才35岁……那一年，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虽然说起来还有一个父亲[FuQin]，实际上我们[WoMen]已经成了孤儿。

　　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回忆，1934年父亲[FuQin]从益阳回到上海后，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大变。他换下以前穿的西装，换上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的那个人也换了。很多年后，我和梅志也成了朋友，她说：“我上你家去过好多次，我觉得你妈妈太贤惠了。”

　　即便母亲[MuQin]在知道此事后，她仍然没有[MeiYou]在我们[WoMen]面前说过一句抱怨父亲[FuQin]的话。

“文艺[WenYi]沙皇”

　　父亲[FuQin]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应该从他到延安算起。父亲[FuQin]在文艺[WenYi]理论方面表现出来的成熟与敏感，显然很为毛泽东所看重。父亲[FuQin]到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经常让父亲[FuQin]帮助阅看，而父亲[FuQin]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泽东审改，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们之间有过那么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扬外没有[MeiYou]第二人。

　　建国以后，父亲[FuQin]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增无减。1951年，我在哈尔滨工作，父亲[FuQin]对我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之后，父亲[FuQin]的精神世界里，从此只剩下前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FuQin]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WenYi]理论作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WenYi]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他的讲话，父亲[FuQin]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MeiYou]”他老老实实地说：“我哪看得过来”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他说：“让大家研究嘛!”

　　获得文艺[WenYi]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FuQin]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WenYi]领域的斗争。建国以后，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运动都是从文艺[WenYi]界开始的，这似乎成了一条规律，文艺[WenYi]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FuQin]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WenYi]沙皇”之称。

　　其实很多运动之初，父亲[FuQin]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挣扎，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那个高度、打击那么一大片文艺[WenYi]界的人士。当他刚看《武训传》时，他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当毛泽东决意批判《武训传》后，他又深觉得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不断作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又拼命想“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他似乎在想表示自己跟毛主席、为重塑“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WenYi]路线”的形象而做努力。

　　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父亲[FuQin]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缓和文艺[WenYi]界的肃杀之气。上世纪60年代初，报纸上没人敢写稿，文艺[WenYi]创作也陷于匮乏，父亲[FuQin]主张把杨沫《青春之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老舍的《茶馆》等几个作品拿出来讨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被视为“文艺[WenYi]沙皇”的父亲[FuQin]其实也是心力交瘁。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红旗》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WenYi]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一夜之间，父亲[FuQin]成了文艺[WenYi]黑线的代表、祖师爷，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阎王殿”。

　　父亲[FuQin]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此后，父亲[FuQin]又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的状态，甚至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WoMen]家属去秦城监狱里接他，我们[WoMen]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父亲[FuQin]没有[MeiYou]，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MeiYou]写完。”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还在信里问主席、江青好，几天后才回的家。

　　父亲[FuQin]在秦城监狱被关了9年，平时没有[MeiYou]人可以交谈，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流泪。几天以后，他慢慢能够说一些话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搭帮毛主席……”这是益阳土话，就是多亏毛主席的意思，我立刻反问他：“那是谁把你关起来的”他没有[MeiYou]回答我，此后我们[WoMen]再也不提及这个话题。

　　现在回想起来，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父亲[FuQin]被视为“文艺[WenYi]沙皇”，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他的表现极为不满。所以也有人评论说，毛泽东是拿周扬作为“文革”的祭旗者。

家事

　　母亲[MuQin]去世后，我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我先是在一所乡间小学教书，帮助祖母照顾两个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后，我加入了青年远征军，抗战的同时一心想借机到延安找父亲[FuQin]。我所在的部队在贵州待了十个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

　　1948年秋，我和两个弟弟费尽周折，终于在北平和父亲[FuQin]再见。这是已经13岁的三弟约瑟第一次见到父亲[FuQin]。父亲[FuQin]对我们[WoMen]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此后，父亲[FuQin]再很少跟我提及母亲[MuQin]，仿佛一直在回避。

　　我们[WoMen]跟苏灵扬见第一面，父亲[FuQin]指着她说：“这是苏灵扬，你们可以喊她妈妈，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么也没喊，一辈子也没喊，我喊不出来。

　　坦率地说，我跟苏灵扬的关系并不好，这也并不是因为父亲[FuQin]当年是因为她离开妈妈的——从某种角度，我甚至觉得父亲[FuQin]与苏灵扬的结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所以在苏灵扬眼里，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认可。我爱人的父亲[FuQin]曾经留学日本，是敌伪时候的警官，虽然早就关在监狱里死了，但是这种出身在苏灵扬那里是不被容忍的。父亲[FuQin]对这件事并不干涉。我后来不顾苏灵扬的反对还是和她结了婚。那年暑假，我们[WoMen]双双来北京看父亲[FuQin]，开门的是苏灵扬，她一看到就说：“你已经背叛这个家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我爱人自尊心大受伤害，扭头便走，从此再也不回这个家。我在哈尔滨工作，每次到北京来看父亲[FuQin]，苏灵扬都坚决拒绝让我住进家里，我只好在同学家借住。

　　我与周迈、周岳三兄弟，没有[MeiYou]在父亲[FuQin]的那个“家”住过一天，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WoMen]也没有[MeiYou]参与过。到北京时，三弟周岳年纪太小，他愿意和父亲[FuQin]一起生活。当时父亲[FuQin]、茅盾等人每个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独立的小楼，家里很多个房间，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满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湿不堪，但父亲[FuQin]从来也不过问。

　　我们[WoMen]与苏灵扬的关系在“文革”期间也曾有过缓和。那时候父亲[FuQin]被带走了好几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那时候她显得很亲和，拿出一个杯子来说：“这是你爸爸用过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纪念吧。”还有几张小照片，让我拿回去。我心里大有感触：文化大革命那么糟糕，但还能使我们[WoMen]这个家庭走向和谐。

　　但是当父亲[FuQin]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时，我们[WoMen]的关系又再度紧张。父亲[FuQin]住在北京医院时，我和弟弟常去看父亲[FuQin]。只有我们[WoMen]父子在的时候，我们[WoMen]谈得还是挺愉快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苏灵扬在，她总是用几句话就把气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迈骑自行车去看父亲[FuQin]。那天父亲[FuQin]坐在椅子上，旁边放着一盘葡萄。我们[WoMen]和父亲[FuQin]聊天，中间说句什么话，苏灵扬又开始指责我，我就有准备地回敬她：“我来看看父亲[FuQin]，当然要交流，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么都打断我们[WoMen]，都说你对，这样不好。”她显然没有[MeiYou]准备，被我噎住了。她先是冲父亲[FuQin]发火，然后指着我说：“就是你最坏!”然后转身离开了。

　　父亲[FuQin]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只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奇怪的是，以往我们[WoMen]每次看他，离开时父亲[FuQin]从无什么表示；而这一次，他一反常态地站起来，穿过一个很长的走廊，一声不吭地送我们[WoMen]离开。这没有[MeiYou]言语的言语，让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东西，父亲[FuQin]有父亲[FuQin]的无奈。

　　父亲[FuQin]去世后，我们[WoMen]都赶到北京医院，苏灵扬坐着轮椅，周密陪着她，我和两个弟弟是一圈人，我们[WoMen]互相之间没有[MeiYou]任何交流。我想，父亲[FuQin]在时，我和她有关系，父亲[FuQin]走了，我和她，自此毫无关系了。

异化风波

　　父亲[FuQin]也知道他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错误，父亲[FuQin]后来说，他在监狱中9年，想的最多的只是一条：辜负了毛主席。他在狱中通读了马恩列斯毛全集等，现在回过头来看，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上推，有些错误是毛主席那里来的，也有许多错误是我们[WoMen]自己的。父亲[FuQin]晚年对当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记得张志新的事情出来之后，他很感慨，说：“张志新了不起，她还是位女性，那么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父亲[FuQin]一生是极度崇拜毛泽东的，到了晚年能有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他内心深处，实际上已有所反思。

　　从某种角度，9年的牢狱之灾拯救了父亲[FuQin]的思想，父亲[FuQin]又重新活跃起来，他努力摆脱当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羁绊，发表了文章，向着他早年的文艺[WenYi]理论家的身份逐渐靠近。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时，父亲[FuQin]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异化”理论。但他没有[MeiYou]料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学术问题，竟然又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继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父亲[FuQin]又一次被卷入政治风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挣扎中。他曾经不无苦涩地说：我这辈子前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谗言，要打倒我。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还有一次，他曾很有感慨地说：“我若不做文艺[WenYi]界的领导工作，专门从事文艺[WenYi]理论的研究，我会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FuQin]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从医院打来电话表示祝贺，虽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贺，但会场却突然爆发出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1985年1月，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作家们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签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风等运动中挨过整的老同志。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父亲[FuQin]的敬意。

　　不过，父亲[FuQin]在这一次政治风浪中所承受的压力和不解，远远超于“文革”时期。他身体每况愈下，反应也渐渐迟钝，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里，会有蟑螂爬上他的脸，而他也毫无知觉。他身体不好之后，却对我们[WoMen]之间的亲情是一种弥补。我们[WoMen]看护他时，他不断回忆起妈妈的好，说对不起妈妈。不过于我而言，我还尚未来得及感受一位父亲[FuQin]的回归。

　　1989年7月31日，我正在胶东出差，接到电报说父亲[FuQin]去世了。

　　现在很多人说“悲剧周扬”，我同意这种说法。他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而他身上悲剧的根源，也许有对领袖的迷信、对文艺[WenYi]界领袖位置的追求，遗憾的是，父亲[FuQin]最终也没有[MeiYou]来得及给自己在文字上语言上作一个总结。以我的理解，其实父亲[FuQin]自始至终也没有[MeiYou]获得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

　　（摘自《活在别人的历史里》，文汇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