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JiangJieShi]汲取自己两次下野的教训，表面上充分尊重汪精卫、胡汉民所代表的高高在上的“党权”，而自己则只是牢牢抓住“军权”，逐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最终确定了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从胡汉民被囚到蒋汪合流，刚好一年的时间，国民党[GuoMinDang]内蒋介石[JiangJieShi]、汪精卫、胡汉民等各派势力之间，热热闹闹地经历了一个分化和重组的复杂过程。此后，蒋介石[JiangJieShi]渐渐汲取自己两次下野的教训，表面上充分尊重汪精卫、胡汉民所代表的高高在上的“党权”，而自己则只是牢牢抓住“军权”，逐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最终确定了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自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党[GuoMinDang]内以地位而论，只有汪精卫、胡汉民有资格继承孙的领导权。因汪得到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和苏俄的支持，一度取得了党内领袖的地位，但并没有引起党内的分裂。

　　在联俄容共问题上的分歧，首先导致国民党[GuoMinDang]分裂为左右两派。其间，一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GuoMinDang]元老从党内分裂出去，形成“西山会议派”。这一派在党内虽然享有很高地位，但并没有多少实力，不足以同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GuoMinZhengFu]相抗衡。半年后，汪精卫以“廖仲恺被刺”案首先发难，将胡汉民排挤出统治集团，但汪在随后的“中山舰事件”中，又被党内新进、手握军权的蒋介石[JiangJieShi]逼走。此后，蒋介石[JiangJieShi]凭借黄埔“党军”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北伐中声名鹊起，从而导致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权力膨胀，并一度将代表最高权力的“党权”纳入自己手中。但由于蒋在党内的历史地位终归较浅，引起许多元老的不满和不服，从而在党内掀起迎汪运动，开始处处打击和限制他的独断专行。蒋氏则利用反共清党，联合胡汉民等，形成宁汉对峙。

　　宁汉合流后，蒋虽一度下野，但因汪、胡积怨颇深，难以合作，最终被迫双双出国。蒋仍依靠自己控制的“军权”得以顺利复出，完成二次北伐。此时，蒋介石[JiangJieShi]相对收敛，他自知在党内资望尚浅，仍需要得到党内领袖汪、胡中任何一方的支持，以确立他在国民党[GuoMinDang]内的正统地位，因此很快形成蒋胡合作的局面。蒋胡合作的基础是，他们都主张反共，建立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军权。

　　但双方对集权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分歧。胡主张集权于党，以党治国，蒋则着重于独握军权，指挥一切。此时，在野的汪精卫联合各种反蒋势力，以反独裁号召，同南京政府对抗，甚至一度同与自己政见显然对立的“西山会议派”合作，导演了一出“扩大会议”的闹剧，最终以蒋胡合作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而告结束。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JiangJieShi]暂时震慑住了一切敢于公然违背南京中央政权的地方军事武装。凭借此役的胜利，再次引起他的第二次权力膨胀。他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在国内已没有敢于公开同他抗衡的力量，可以为所欲为，根本谈不上将他个人掌握的军权交归胡汉民所渴望的党权指挥。蒋胡矛盾不可避免。蒋便不顾一切地扣押胡汉民，终于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GuoMinDang]内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蒋势力的大联合。这是原来十分自大的蒋介石[JiangJieShi]没有料想到的。在此期间，因胡汉民被扣，汪精卫在野，而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在党内地位迅速上升。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面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宁粤双方被迫中止军事冲突，进行和谈。获释后的胡汉民为削弱蒋氏权力并报被囚之仇，坚持蒋必须下野。蒋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被迫辞去本兼各职。汪精卫同胡汉民因历史积怨难平，双方缺乏真诚合作的基础，于是只好共推孙科主政。蒋介石[JiangJieShi]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自己在党内尚未取得绝对支配权时，不可同时对抗胡、汪两人。此后，蒋通过种种手段，最终分化了汪胡反蒋同盟，形成蒋汪合作的新局面。

　　面对错综复杂的党内矛盾，胡汉民不得不承认他入主南京的希望极小。虽然蒋介石[JiangJieShi]已经下野，但蒋手中的军权并没有削弱，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很大，再加上蒋汪合作逐渐形成，胡的力量更显得单薄。因此，他只好寄希望于西南，而不愿重返南京同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