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返回广州后，就有把两广建成自己基地的打算。他一改过去主张中央集权的态度，提出了“均权”理论。他在广州国府纪念周演讲时称：“满清以集权而亡，袁世凯以集权而死，今之人以集权而乱。”“我反对集权，是为的主张均权。”[ 胡汉民：〈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15日），第1页。]此后，在他的指使下广州四全大会通过了“实行均权以求共治案”，其目的就是想在西南站稳脚跟，使它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半独立状态合法化，以此同蒋对抗。在胡的授意下，粤方四全大会决议在广州成立国民党[GuoMinDang]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GuoMinZhengFu]西南政务委员会，代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GuoMinZhengFu]处理西南的党务政务。胡汉民、萧佛成、邹鲁等人分任这两个机构的委员，由胡汉民主持全局。

　　但是，此时在胡汉民眼中以为最可依靠的广东实力派首领陈济棠，其实并不可靠。他之所以支持胡汉民，无非是想借助胡在国民党[GuoMinDang]中的威望，来维护并扩大自己在广东的势力和南天王的地位，并不愿意胡汉民真的在他头上指挥一切。这一点，从陈济棠没有在广州四全大会上列名提议设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一案中，即可略见一斑。此后，他对待胡的态度可说是“尊之若神仙，防之若强盗”，对于胡汉民在广东建立反蒋基地的种种计划，陈济棠总是从中作梗。古应芬之死，更使胡丧失了一个能够制约陈济棠的人物。

　　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陈、胡之间的矛盾势必日益扩大，而将胡置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已经吃够蒋介石[JiangJieShi]苦头的胡汉民自然不想重尝这种滋味。“胡虽不舍伯南之广州政府，然亦无法亲临合作，仅能于香港妙高台遥领。”[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胡希望打着西南执行部的旗号，遥控两广，并利用西南各省领袖同蒋的矛盾，在西南建立新的联合，加强反蒋力量，并希望“由西南扩充到华中、华北、西北、华东、华西、东北、内外蒙各地方，并在组织上，再加以更进步的改造。”[ 胡汉民：〈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15日），第2页。]为此，胡汉民积极组织“新国民党[GuoMinDang]”，发行《三民主义月刊》，标榜自己是国民党[GuoMinDang]的正统，以此同南京中央分庭抗礼。但胡汉民始终没有再公开挑战南京中央的合法性。

　　“非常会议”虽然一度迫使蒋介石[JiangJieShi]下野，并建立起亲胡的孙科政权，但孙科内阁因缺乏蒋、汪、胡的支持，本身又缺乏实力，很快在财政、外交上一筹莫展，仅仅支撑了一个月便宣告夭折。孙科派的政治主张，原本更倾向于胡汉民。但此时胡一心想控制两广，保持西南半独立状态，无意重返南京，而陈济棠根本不愿意孙科在广东分割自己的权力。因此孙陈之间无法合作。早在“非常会议”期间，两派就因争夺海、空军权，闹得水火不容。孙的亲信傅秉常就曾明言“不应捧此‘土军阀’。”[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

　　尽管孙科痛恨汪精卫抢走了他的行政院长，对蒋介石[JiangJieShi]的独裁也表示不满，但他已无可奈何，而立法院长的高位，对孙仍有相当的吸引力。权衡利弊得失后，孙科最终还是回到南京，出掌胡汉民曾长期担任的立法院长一职，“太子派”要人梁寒操任秘书长、吴尚鹰任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傅秉常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陈肇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在此后十余年间，成了孙科一派的主要政治舞台和实力据点，孙科并以“精诚团结，挽救危亡，缩短训政，实施宪政”相号召[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66页。]，希望依托立法院长的地位进一步扩大自己一派的政治势力。

　　“西山会议派”自国民党[GuoMinDang]“二大”后，即被排除在统治集团之外。在此期间，尽管邵元冲等因蒋反共转而支持蒋，但该派势力仍游离于国民党[GuoMinDang]统治核心圈外。国民党[GuoMinDang]“四大”后，西山派领袖全部恢复党籍，在团结御侮的号召下，重新回归党内。覃振、居正、谢持、许崇智、熊克武等人纷获高位，或出任五院正副院长，或当选国府委员。这些人虽是国民党[GuoMinDang]元老，但自身并无实力，尽管给他们安排的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他们也乐得以此终老。从此，“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GuoMinDang]派系斗争中，不复存在。有趣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没有一名西山派重要成员投奔新政权，尽管他们并非心甘情愿地屈服于蒋介石[JiangJieShi]的集权统治，但都一直坚持自己最强烈的政治主张――反共。这在国民党[GuoMinDang]其他派系中所仅见（以北伐时最早建立的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为例，随蒋介石[JiangJieShi]到台湾的仅有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先后两任军长谭延闿、鲁涤平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均于抗战前去世，第五军军长李福林1952年病逝香港，其余四位全部投奔共产党和新中国，他们是四军李济深、六军程潜、七军李宗仁、八军唐生智）。

　　在蒋汪合作下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几乎容纳了全部曾经武装反蒋的地方军事领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等人都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仅有张发奎例外。上海和谈期间，张发奎在汪精卫授意下，促使第四军离开广西，对蒋汪合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汪出任行政院长后，为了表现同蒋精诚合作，竟避而不见张发奎。第四军最后奉命调入江西“剿共”，张也被迫接受蒋介石[JiangJieShi]所赠十万元出洋费，赴欧考察。从此汪张破裂，也结束了张桂军长达两年多联合反蒋的历史。[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60页。]

　　蒋汪合作政府组成后，尽管蒋独揽实权，但他在党内地位仍未能超越汪、胡两人。蒋介石[JiangJieShi]通过“宁粤对峙”事件，深知以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一时尚不具备同时对抗汪、胡的能力。因此，他一改过去一人身兼国民政府[GuoMinZhengFu]主席[ZhuXi]、中政会主席[ZhuXi]、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多职的妄自尊大行为，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牢牢握住军权。“委员长”一词，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蒋介石[JiangJieShi]的专用称呼。国府主席[ZhuXi]继续由林森担任，行政院长让给汪精卫，中政会也改由蒋、汪、胡三常委轮流主席[ZhuXi]，同时，蒋还容纳了过去党内众多反对派如“改组派”、“太子派”、“西山会议派”，将他们全部吸收进新政权，地方实力派军事领袖也纷纷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尽管胡汉民此后仍以“在野”之身，坚持抗日、反蒋，并以“均权”相号召，但始终未能形成新的反蒋浪潮。胡所控制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在形式上也不得不始终表示服从中央。这说明各派反蒋势力，在经济上比起有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JiangJieShi]要软弱得多，在外交上得不到欧美列强的支持，军事力量也不及蒋强大，无论哪一派都不可能脱离蒋介石[JiangJieShi]独立掌权，只能处在依附于蒋介石[JiangJieShi]的地位。此后虽然出现过三次规模较小的武装反蒋事件，如1933陈铭枢领导的福建事变、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及1936陈济棠、李宗仁领导的两广事变，但大都是地方实力派独自发动，缺少党内力量的广泛支持，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很快就在蒋介石[JiangJieShi]的武力压迫下，迅速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