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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之死:书生治国的悲剧--国家年鉴(3)
七国[QiGuo]之乱平。
晁错死了,死于熟读历史却未能真正理解历史。
晁错初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刑名之学,再由伏生处得《尚书》真传,但观其所作所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微乎其微,他在骨子里还是一个[YiGe]法家。法家以严刑峻法治天下,通晓历史、熟知历代典章制度的渊源和变革,是成为申不害、商鞅、李斯、韩非子门徒的理论基础,以晁错的聪明必然对此等学问痛下工夫。
无论是《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论贵粟疏》还是“削藩策”,晁错在所有重大战略问题上都有着世罕其匹的深刻洞察,毫无疑问地拥有帝国第一流的见解。《举贤良对策》一文是晁错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抱负和绝对自信的体现,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组合被他分类成三个层次,上古时期的五帝的个人能力远超其臣下,因此亲自把握国政而臣属仅仅作为执行者存在;中古时期的三王的个人能力与其臣下不相伯仲,因此君臣协商处理国政;近代的春秋五霸的个人能力远逊其臣下,因此君主垂拱而将国政一概委托臣属。晁错在隐约间已透露出,汉家天子与自己[ZiJi]应被归入第三种君臣关系之中,其狂傲之气可见一斑。贾谊死后帝国最为聪慧的头脑与绝对的狂傲自负结合,构成晁错力主削藩最深层次的思想动力。
然而,晁错并未真正理解历史,他看清楚削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却毫无策略性,他的死在当时以及后世都获得极大的同情,但在本质上讲可谓咎由自取。事实上,景帝对自己[ZiJi]的老师绝对信任,甚至为了这种信任不惜与满朝公卿决裂,晁错拥有一切条件和可能实现自己[ZiJi]的政治抱负,可惜晁错只能够为自己[ZiJi]、也为自己[ZiJi]的学生指出正确的方向,却无法提供切合实际的具体操作路径。在帝国生死存亡的关头,晁错无计可施,景帝没有[MeiYou]义务陪同老师等待死亡的到来,他只能重新选择可以[KeYi]依靠的力量,当对方提出以晁错乃至其家族的性命为合作的条件时,他别无选择。
晁错削藩的政策主张是正确的,忠诚谋国为他博得了当时乃至后世极高的赞誉和极大的同情。参加平叛之战的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觐见景帝时,景帝问他,你在军中的时候,吴、楚听说晁错已死,是否有罢兵的意向?邓公回答,吴国造反[ZaoFan]蓄谋已久,不过因这次削藩引发罢了,打着诛晁错的旗号,其实本意不在于此。我现在担心的是,天下臣子再不敢为陛下进言献策了。景帝问是什么缘故。邓公的回答毫不客气,晁错忧国忧民,担心诸侯[ZhuHou]势力尾大不掉,所以奏请削藩,这是国家万年之利。刚一执行就被冤杀,这是封住了忠臣的口而替敌人报仇,我觉得陛下此事做得不够明智。面对如此冒犯,景帝没有[MeiYou]生气,长叹一声承认失误,你说得有道理,我很后悔!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武帝即位后,朝廷大臣回顾七国[QiGuo]之乱,都为晁错之死鸣冤惋惜。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召集的盐铁会议上,帝国精英正式肯定了晁错的削藩政策是“为万世虑也”。
晁错的政治目标最终借助他人之手达成。
景帝平定七国[QiGuo]之乱后将几个叛国的土地分封给了许多皇子,景帝三年(前154)天下六十二郡天子自领四十一郡,另外十九诸侯[ZhuHou]王国中十七国[QiGuo]各领一郡,江都国、庐江国各领二郡,帝国中央从此赢得了对诸侯[ZhuHou]国压倒性的优势。国土已经[YiJing]被削减的诸侯[ZhuHou]王和新封的诸侯[ZhuHou]王,都受到帝国中央更进一步的强力控制,“景帝中五年(前145)令诸侯[ZhuHou]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王国的行政权、官吏任免权以及财政权收归中央,同时裁减了王国官吏编制规模,降黜了其秩位。
忠诚为国却力有不逮,必然导致晁错付出惨重的代价。晁错的父亲曾特意从颍川赶来劝诫儿子放弃削藩:“上(景帝)初即位,公(晁错)为政用事,侵削诸侯[ZhuHou],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晁错的回答斩钉截铁:“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确实如此,确实是要削弱诸侯[ZhuHou]王的实力,确实已经[YiJing]引起了举国不满,但是不采取如此措施就不能确立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就不能换得帝国万世太平。晁父未必会为儿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所感动,他看到的是大义凛然背后隐藏的危机:“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不久即饮药自尽,“吾不忍见祸逮身”。死在晁错之前。
家破人亡换来一个[YiGe]忠臣的赞誉,这是晁错遗产的一部分。他的三十一篇文章由班固收录在《汉书·艺文志》中。
晁错的两个学生值得再次说明。景帝为度过危机牺牲了老师,由此看来,晁错向景帝传授“术数”,其实自己[ZiJi]却并不懂这门学问。倒是景帝在关键时刻不介意杀死老师,说明他学成出师。有一位随晁错学习《尚书》的学生叫何比干,此人在武帝朝曾任酷吏张汤的属吏廷尉正,其六世孙何敞在东京和帝朝做到五官中郎将。
说到底,本质上晁错仍然是一个[YiGe]明于理而昧于事的读书人,在一定程度上和后世的王安石很相像。他的悲剧在于思想领先所处的时代至少五十年,操作能力落后那个时代至少五百年!
司马迁因为削藩政策毫无技巧的刚猛暴烈引起七国[QiGuo]之乱,而将晁错归类为酷吏,因为爱惜晁错的文才,又不忍将他写入酷吏列传,这算是一个[YiGe]安慰。
(摘自赵炜《仕途的玄机——透视两汉酷吏的官场沉浮》,重庆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