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略外事纪律

　　涉外无小事。国家公职人员在外事场合，片言碎语，喜、愠、严肃表情、鼓掌、起立、坐下、退场等行为，都体现国家意向和形象。外事权高度集中于国家最高执政者，是国际通例。

　　195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除毛泽东[MaoZeDong]率高规格代表团出席外，中国还派出了规格最高的军事代表团，彭德怀[PengDeHuai]、叶剑英领队，成员是各总部、各军兵种—把手。代表团此行任务是显示中苏两国军队亲密友好团结合作，在国际上造声势。没有商谈实质性问题任务。因二十多天前，10月15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核技术、导弹反常规武器装备的高技术样品、资料，满足了中方要求。

　　彭、叶率代表团到苏联各地参观后，11月23日回到莫斯科。24日按预定日程，中苏两军领导人对口会见，但仅限于礼仪性质，除增加友好气氛外，不谈实质性问题。粟裕总参谋长同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会面时，粟裕先说到苏联参观学习了许多新东西，感谢苏军在多方面对中国军队建设的帮助。

　　粟裕接着说:“今天向索元帅还有一个请求，就是不知道苏军有没有国防部[GuoFangBu]和总参谋部分工的材料，是否可以给我们[WoMen]一份。因我们[WoMen]那儿国防部[GuoFangBu]和总参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职责不太明确，我们[WoMen]总参谋部不是不管，而是管的东西太多了。管得太多可能忽略大的问题，现在总军械部也由总参管了，这样发展下去，总参的工作越来越多了，国防部[GuoFangBu]只剩下办公厅，也就是萧向荣他们了。我们[WoMen]不太知道哪些工作应由国防部[GuoFangBu]来管，哪些应由总参来管。”

　　索元帅回答说:“提出的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因为总参和国防部[GuoFangBu]之间没有什么分工问题，是隶属关系。总参谋部属于国防部[GuoFangBu]系统的，也就是说，它隶属于国防部[GuoFangBu]。”

　　粟裕说:“这一点我们[WoMen]是明确的，我是想请索元帅能否给我们[WoMen]一份关于国防部[GuoFangBu]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我们[WoMen]带回去可以作为参考，进行研究，或者通过顾问也可以。”

　　索元帅说:“顾问团没有这么大的权限，现在我口头讲，请翻译记录就可以。”接着索讲了苏军总参隶属于国防部[GuoFangBu]，受国防部[GuoFangBu]领导。国防部[GuoFangBu]的诸项任务；国防部[GuoFangBu]下属的军种司令部及总参、总政、后勤等单位。总参应负责大的工作事项，总参谋部下属业务部门等。

　　粟裕说，“这些我们[WoMen]都知道，我们[WoMen]是以苏军为榜样的，我们[WoMen]是向苏军学习”。最后粟向索赠送礼品。会面结束。

　　国与国之间，一方向另一方请其提供财、物、文献资料，另一方给子与否，都须经国家最高执政人决定。毛泽东[MaoZeDong]想了解苏共中央组织机构情况，没有通过中联部向苏共对外联络部提出，而是于]952年6月20日由他本人致电斯大林:“菲利波夫(斯大林化名)同志: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WoMen]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WoMen]拟即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WoMen]党的中央机构，为此，我们[WoMen]要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使他了解联共(布)中央在这方面的经验。请你允许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苏联同志作这样的谈话，不胜感谢。毛泽东[MaoZeDong]—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同时毛致电张闻天大使:“我们[WoMen]对于联共(布)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WoMen]想了解联共(布)中央这三个组织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WoMen]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请你去找马林科夫同志或联共(布)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作一些谈话，在谈话中，请你问明这三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组织成分，职权、工作会议和他们相互之间的相互关系，各共和国和直属州的党机构等，以及你认为需要了解的事项，然后向中央作一报告。”

　　中国国防部[GuoFangBu]是国务院下属机构。中方想了解苏联国防部[GuoFangBu]职责权限，最低应由周恩来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总理)提出。事先必须经毛泽东[MaoZeDong]同意。粟裕已是第四次出国，未经请示，向苏方索取国防部[GuoFangBu]职责资料，是有违外事纪律的。

　　粟裕任总参谋长半年后即提出划分国防部[GuoFangBu]与总参职权。彭德怀[PengDeHuai]出于对粟的尊重，告他拟个方案文件，据说五易其稿，始终未批准。按理事程序，这种文件应先提交军委[JunWei]办公会议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报毛泽东[MaoZeDong]审批，但从未列入会议文件。对粟裕这样高级干部提出的要求，彭德怀[PengDeHuai]自不敢对毛泽东[MaoZeDong]封锁，他每周都出席政治局会议，同毛泽东[MaoZeDong]见面机会多，倘制订这种文件，不能没有其他七个总部，事实上又难以制订，拖了下来。粟裕自1955年3月提议一直未能实现，两年后到莫斯科向苏方要文件资料，借此向军委[JunWei]提出仍要制订划分职权文件。陈毅在军委[JunWei]扩大会上说粟裕“争权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

　　粟裕在1958年1月同下属几个部长谈1958年工作计划会议上，说“我们[WoMen]要争权”不是争个人的权，而是工作范围内责任。这无疑是粟裕两年多来执着于同国防部[GuoFangBu]划分职权的初衷。

　　粟裕向苏方要文件，索科洛夫斯基指出:“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这使索帅心目中对中国军队参谋长不会感到钦佩，而且要把记录上报苏共中央。索帅拒绝提供书面文件，是他无权。报赫鲁晓夫后，赫按国际外交惯例推断，既然是粟裕这样高级领导人提出，当必事先已经毛泽东[MaoZeDong]批准，倘不提供，涉及同中方关系，提供可能有保密问题，最后终于在1958年3月向中国提供了一份职责文件。索帅口头讲了国防部[GuoFangBu]和总参谋部应承担哪些任务和下属单位，粟裕说:“这些我们[WoMen]都知道。’’但索帅没有讲下达这些任务的批准权限，很明显，苏军总参执行工作任务的批准权也在苏共中央。

　　回国后，叶剑英在一次会上说:“国防部[GuoFangBu]和总参上下级，不发生什么关系问题，在莫斯科已经碰了钉子。索科洛夫斯基谈就是领导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