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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虎色变 撩开“蒋介石侍从室”的神秘面纱--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3)
蒋介石[JiangJieShi]曾明确规定:侍从[ShiCong]室第六组(情报组)每天必须向他呈报军事、政治情报各十份。为了尽快看到最新情报,蒋介石[JiangJieShi]还亲自下令:六组的情报可以越级呈送,不经过侍从[ShiCong]室一处和二处,直接呈报给蒋本人。蒋特别要求六组提供共产党的情报。例如1946年1月30日蒋指示:必须派人潜伏在共产党内部,以入虎穴之精神建立内线;今后应讲求谣言攻势,谋略工作亦十分重要。再如1943年8月17日,蒋介石[JiangJieShi]下达手令,对六组提出要求说:“陕甘宁绥边区兵要地志及地图与每邻接各据点之距离里程,望详细呈报,并极密为要。”蒋介石[JiangJieShi]之所以要此情报,其目的一清二楚:“此乃对奸伪用兵之步骤”。
对于国民党[GuoMinDang]内的各个派系,蒋介石[JiangJieShi]也十分警惕,深怕它们在背后搞自己的“小动作”。桂系、湘系、粤系、西北系、东北系、川系、滇系、阎(锡山)系以及各地方实力派(如新疆的盛世才、青海甘肃的“三马”等等),历史上与他蒋介石[JiangJieShi]有过多次分分合合,恩恩怨怨,甚至兵戎相见。因此蒋介石[JiangJieShi]一贯重视搞异己派别的情报,并要六组及时提供。例如1943年4月28日,蒋介石[JiangJieShi]亲自召见六组组长唐纵,要唐“注意唐孟潇(唐生智)、何云樵(何键)在湖南的活动,但不可使其察觉”。
蒋介石[JiangJieShi]为什么把这样机密的任务交给侍从[ShiCong]室?因为侍从[ShiCong]室是他心目中最可靠的机构,侍从[ShiCong]室人员是他手下最可信任和嘱托的人员。即使是见不得人的事,也可交其承办。
有人还把侍从[ShiCong]室称为蒋介石[JiangJieShi]的“智囊团”,这话很有道理。这方面的事例也不胜枚举。
1940年1月,戴笠从杜月笙处获得一份绝密情报,内容是汪精卫与日本订立的卖国密约。蒋介石[JiangJieShi]得到报告后,立即指定侍从[ShiCong]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和“日本通”张群一起关起门来研究,提供了对策。
再如1948年国民党[GuoMinDang]召开所谓“行宪国大”后,第一届内阁即行政院长的人选,成了国内外瞩目的焦点。谁来当这个院长?各派系都跃跃欲试,争之者甚多。蒋介石[JiangJieShi]当然不肯放弃这块阵地,提出由他最信得过的政学系头目张群充任。但是,国内舆论普遍反对党派色彩太浓的人当行政院长,就连大洋彼岸一向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也希望蒋“总统”的内阁能够“民主化”一点,不要太“清一色”,以改善形象,欺骗民众。其时蒋介石[JiangJieShi]在各个战场上迭遭败绩,急需得到“美援”,尤其是美国军火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JiangJieShi]与陈布雷作了多次密谈,最后终于采纳陈的意见,放弃了原先“钦定”的张群,改由无党派地质博士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
侍从[ShiCong]室里的“智囊”远不止陈布雷一人,其他如张治中、贺耀祖、林蔚、钱大钧等人,也都工于谋略,是蒋介石[JiangJieShi]的智囊人物。至于组长一级干部中,也有侍二组组长于达、侍四组组长陈方(字芷町)、侍六组组长唐纵等人,常主动为蒋介石[JiangJieShi]出谋划策。
以唐纵为例,他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自己为蒋介石[JiangJieShi]出了哪些主意,提了哪些建议。1940年6月1日,唐纵向蒋介石[JiangJieShi]呈交了《国际现势之观察及其对策》,洋洋3000余言,建议联苏联美以抗衡日本。蒋介石[JiangJieShi]阅后表示满意,“御笔”批曰:“可嘉勉。”
德、意、日法西斯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公愤。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断扩大。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国在华盛顿签署了《二十六国公约》。所有签约国均庄严保证:使用本国的全部军事、经济资源,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经中、美两国政府商定,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等区域)正式成立,蒋介石[JiangJieShi]就任中国战区统帅。
在此重要关头,为了协调有关事宜,蒋介石[JiangJieShi]于2月4日上午乘飞机赴印度访问。此事行前极端秘密。是啊,要是让敌人侦知此事,把蒋介石[JiangJieShi]乘坐的飞机予以击落,岂不坏了大事!但是,侍从[ShiCong]室的高级幕僚却事先就知道此事,情报组长唐纵还专门拟了一个《敌人今后动向与我国应有之对策》的建议书,供蒋介石[JiangJieShi]此行作参考。在呈蒋前陈布雷先看了这份建议书,认为其“议论判断皆极警策”。蒋阅后也颇为赞许。
以上事例足以说明,说侍从[ShiCong]室是蒋介石[JiangJieShi]的“智囊”,它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