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两千件——中共中央[ZhongYang]办公厅的同志[TongZhi]告诉记者：胡耀邦同志[TongZhi]自１９７９年１月担任中共中央[ZhongYang]秘书长（１９８０年改任中共中央[ZhongYang]总书记）以后，到今年７月的六年多时间里，共批阅人民来信[LaiXin]两千多件。

　　六年多有两千多个日日夜夜。这就是说，胡耀邦同志[TongZhi]作为党中央[ZhongYang]的一位主要领导同志[TongZhi]，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平均每天都要批阅一封人民来信[LaiXin]。

　　记者在中央[ZhongYang]信访部门[BuMen]翻看了胡耀邦同志[TongZhi]批阅过的一封封人民来信[LaiXin]，在北京、天津、西安、锦州等地同一个个投信人以及有关人员作了交谈，从中深刻地感受到了我们[WoMen]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决策，凝聚着人民的智慧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WoMen]党拨乱反正、领导全国人民走向新里程的起点。自那时以来的六年多时间里，我们[WoMen]党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使我们[WoMen]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胡耀邦同志[TongZhi]处理人民来信[LaiXin]这一侧面，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决策来自群众，来自实际，是我们[WoMen]党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智慧的结果。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胡耀邦同志[TongZhi]的案头放着二十多封河北省农民要求帮助买汽车、办交通的来信[LaiXin]。这些来信[LaiXin]反映了农民们对勤劳致富的道路越来越宽广的喜悦，也反映了他们在办交通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和阻力。透过这些来信[LaiXin]，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变革时期农村向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可遏止的趋势。

　　胡耀邦同志[TongZhi]读了这些来信[LaiXin]后写的批语中，不但就怎样解决农民办交通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意见，而且深刻地指明了经济改革中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所必须具有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他写道：“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一些基层干部和国营企业人员利用物资短缺情况搞囤积垄断，用高价敲诈勒索群众。一个是一批国营企业人员自己不会经营，利用国营招牌，排斥打击个体企业。这两个问题我认为中央[ZhongYang]有关部门[BuMen]都要抓一抓。”

　　胡耀邦同志[TongZhi]接着指出：“我们[WoMen]有些同志[TongZhi]要注意站在整个国家的立场上说话，要注意倾听非国家企业非国营人员的呼声。”

　　之后不久，中央[ZhongYang]正式下达了关于鼓励和支持农民办交通的若干政策规定，农民办交通在各地兴盛起来。中央[ZhongYang]的这些规定，已经成为对内搞活经济的总的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去年，从中央[ZhongYang]到地方都为解决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ZhongYang]一直在关注着把优秀知识分子吸收进党内来的问题，但是各地情况很不平衡，个别单位甚至出现过歧视、打击知识分子的怪事。这些情况引起了党中央[ZhongYang]的重视。

　　１９８４年初，《中国日报》社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给党中央[ZhongYang]写信，反映他长期申请入党，但因社会上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而无人过问。胡耀邦同志[TongZhi]读到这封信后，在信的空白处写道：“请中组部组织局向有关单位询问。入党问题你局要考查点典型，加以指导。”

　　根据胡耀邦同志[TongZhi]的意见，中央[ZhongYang]组织部先是数次去《中国日报》社了解情况，帮助那里做好培养和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同时派出调查组到各地调查知识分子入党的情况，总结经验。１９８４年秋季，全国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央[ZhongYang]组织部在会上向各地推荐了重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五位党委负责同志[TongZhi]的经验，这五位负责同志[TongZhi]是：带头和知识分子交朋友的山西雁北地委书记白兴华，为优秀知识分子入党排忧解难的山东嘉祥县委书记尹伯敏，被称为“知识分子贴心人”的天津市市政工程勘测设计院党委书记孙焕时，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李璇，关心中小学教师入党问题的北京市崇文区委书记梁志华。会议提出要把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作为新时期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来抓。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在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上进一步受到重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知识分子跨进了党的大门。

　　１９８３年５月，一封发自天津的群众来信[LaiXin]向党中央[ZhongYang]反映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个所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处于瘫痪状态，科研人员无事可做，设备损坏无人过问，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仍然把持领导权，连单位的牌子都还是“革委会”……来信[LaiXin]要求中央[ZhongYang]尽快采取措施，结束这个所的混乱局面。

　　看着这封来信[LaiXin]和有关部门[BuMen]的调查报告，胡耀邦同志[TongZhi]在信上奋笔疾书：“这个例子真是触目惊心，是否天津还有这样的单位？是否其他省、市、区还有这样的单位？我们[WoMen]拨乱反正几年，究竟下情如何？我们[WoMen]反官僚主义几年，究竟下情如何？我们[WoMen]整党已半年多，究竟下情如何？我们[WoMen]中央[ZhongYang]委员和一切高级干部是否都深思一下呢？中央[ZhongYang]常委总说过上百遍了：第一，要了解下情，做到心中有数；第二，要放手提拔一大批年富力强、有干劲、有闯劲的人上台。我看这两条是许多问题解决不好和今后怎么办的关键两条。”

　　胡耀邦同志[TongZhi]的批语一针见血，对我们[WoMen]克服官僚主义、正确地估计自己的工作，是一副清醒剂。这个研究所的问题在党中央[ZhongYang]的督促下得到了妥善解决，并且也推动了一批类似问题的解决。

　　命运，党与群众息息相通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TongZhi]对反映群众疾苦来信[LaiXin]的处理，就生动地体现了我们[WoMen]党的这一宗旨。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北京实验京剧团一位女编剧致信胡耀邦同志[TongZhi]，反映我国儿童教育家孙敬修老人的困境。来信[LaiXin]说，孙老这位受到广大青少年喜爱的“故事爷爷”，虽然早已退休，仍积极从事关心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但由于工资偏低，住房条件又比较差，给老人造成了许多不便与苦恼……

　　这位编剧出于对孙老的敬重和同情，给胡耀邦同志[TongZhi]写了这封信。信发出后，她怀着希望，又有几分担心：“总书记那么忙，能过问这样具体的事情吗？”“然而”，她高兴地对记者说：“我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成为现实的是希望。”

　　这封信当天送到了胡耀邦同志[TongZhi]办公室，第二天写有长长一段批语的信又退到了中央[ZhongYang]信访部门[BuMen]。同志[TongZhi]们打开信件，只见上面写道：“全国只有这么一个为广大少年所喜爱的人。完全可以特殊照顾一下”，“此老境遇也说明，我们[WoMen]的同志[TongZhi]很不了解情况。”惜才之心，爱民之情，溢满纸背。

　　在北京市有关部门[BuMen]的努力下，孙敬修老人生活上的困难一一得到解决。今年元旦，老人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居。记者见到孙老时，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感慨地说：“旧社会，我是个穷教书匠，无地位、无欢乐。今天，胡耀邦和其他中央[ZhongYang]领导同志[TongZhi]亲自过问我在生活上的一点困难，令我敬佩。我相信共产党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一定会成功，因为她真正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湖南省溆浦县的群众中，流传着在胡耀邦同志[TongZhi]的关心下，金佑生丢失三年的孩子又重新找到的故事。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溆浦县副食品公司营业员金佑生四岁的男孩金华武在外面玩耍时突然不见了。金佑生一家人悲痛万分，他们在报纸上、电台上刊登并广播了寻人启事，还跑到湖南、山东、河南、湖北、福建、河北、江苏、贵州、北京等省、市的二百多个县寻找，时间用去六百多天，行程达三万多里，可孩子仍然杳无音信。

　　１９８４年１月，胡耀邦同志[TongZhi]到溆浦县考察。闻讯赶来的金佑生把一封请求党中央[ZhongYang]帮助他寻找孩子的信，交给了胡耀邦同志[TongZhi]的随行人员。

　　“胡耀邦同志[TongZhi]日理万机，能有时间过问我这个普通人的事吗？”金佑生忐忑不安。没想到，五天之后金佑生收到中央[ZhongYang]信访部门[BuMen]的一封来信[LaiXin]。来信[LaiXin]询问他丢失孩子的模样、特征和丢失时的情况。读着这封来信[LaiXin]，金佑生一家人泪水扑簌簌往下掉。

　　经过有关部门[BuMen]的努力，被一个犯罪团伙拐走的金华武终于找到了！这喜人的消息传到了中南海，胡耀邦同志[TongZhi]高兴地说，信访部门[BuMen]“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象这样的来信[LaiXin]，在六年的时间里胡耀邦同志[TongZhi]处理过多少件？中央[ZhongYang]信访部门[BuMen]的同志[TongZhi]说，太多了，无法统计……

　　办实事，共产党人的作风

　　由于一些单位的负责人的推诿作风，有些群众在来信[LaiXin]中反映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于是群众接连不断地向上级机关反映。胡耀邦同志[TongZhi]尖锐地指出，领导机关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妨碍了落实政策，影响了党群关系，贻误了党的中心工作。他提出，共产党人要说实话，办实事，讲实效。

　　１９８４年，上海几名落实政策的对象致信中央[ZhongYang]，反映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中有人来北京上访三个星期，走了八个单位，竟无一处受理，不得不失望而归。

　　胡耀邦同志[TongZhi]阅读了他们的来信[LaiXin]，写了这样一段批语：“六年以来，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一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有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

　　陕西省西安市有个叫吴金狮的油漆工，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创造了“油漆花纹新工艺”和“无笔画”，受到专家们的重视。可是吴金狮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遇到了不少困难，有关方面虽然过问了，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落实。１９８４年底，他投书胡耀邦同志[TongZhi]诉说苦衷。胡耀邦同志[TongZhi]在他信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切事情都要做得实事求是，合情合理。这样就能获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我们[WoMen]一些同志[TongZhi]办具体事，往往不问是非曲直，而只是机械地根据某项规定，或去听从某几个人不正确的意见而拖着顶着不办，实在不好。”

　　一次又一次击中要害的分析，一回又一回深刻的教育，使我们[WoMen]很多干部的作风变得踏实起来，那种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作风正在得到改进。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旅日华侨韩洪烈给胡耀邦同志[TongZhi]写信，反映他在锦州市的弟弟韩仲元，因为父亲“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遣送农村，失去上学机会，走上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释放后韩仲元没有工作，一家三口生活十分困难，韩洪烈要求有关部门[BuMen]能为韩仲元安排适当工作。

　　这一封普通的海外来信[LaiXin]引起了胡耀邦同志[TongZhi]的注意。他要中央[ZhongYang]信访部门[BuMen]的同志[TongZhi]到锦州去看看，过问一下这件事。１１月初，中央[ZhongYang]信访部门[BuMen]的同志[TongZhi]来到锦州，和锦州市的同志[TongZhi]一起了解了韩仲元的近况，决定为他安排适当的工作。当中央[ZhongYang]信访部门[BuMen]的同志[TongZhi]去看望韩仲元时，韩仲元痛哭流涕地表示要不辜负党的关怀，重新做人，努力工作。

　　中央[ZhongYang]信访部门[BuMen]的同志[TongZhi]回到北京，向胡耀邦同志[TongZhi]报告了对韩仲元的安排情况，胡耀邦同志[TongZhi]赞扬中央[ZhongYang]信访部门[BuMen]的同志[TongZhi]这件事办得好。在中央[ZhongYang]信访部门[BuMen]的报告上，他又写下了长长的一段话：“我是希望各部门[BuMen]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BuMen]，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WoMen]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WoMen]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会有。如果我们[WoMen]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WoMen]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WoMen]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了五十多件事，一百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六千件事。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和减少，风气就会大大好转。”

　　秉公办事，敢于负责，一件一件落实，一抓到底。这就是胡耀邦同志[TongZhi]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作风。

　　信访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了解民意的窗口。六年来，胡耀邦同志[TongZhi]在到基层考察的过程中，在旅途的飞机、火车上，在党的重要会议的空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都要挤出时间阅读群众来信[LaiXin]。

　　胡耀邦同志[TongZhi]曾这样说：“每个领导干部平均每天要看一两封有典型意义的群众来信[LaiXin]，首长的秘书不能借口爱护首长而任意扣压。”阅读和处理人民来信[LaiXin]，成了胡耀邦同志[TongZhi]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从一封封来自基层的信件中，倾听着群众的呼声，了解着社会前进的脉搏。

　　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正是我们[WoMen]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力量和希望……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 1985.09.09第4版 ［新华社记者　邹爱国　张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