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革命[GeMing]党人的剑拔弩张及立宪派的三心二意。反满仇满的口号在海内海外四处鼓噪；恩铭、孚琦被刺，凤山被炸，连载沣本人也遭谋刺。真正是山雨欲来。立宪派本该可以倚仗，但革命[GeMing]风暴一起，他们却又纷纷从“立宪”踏上了“共和[GongHe]”的征途。张謇的态度转变很有代表性。1911年10月初，南中立宪派首领张謇还在代鲁抚孙宝琦、苏抚程德全做“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的上疏，坚称“种族革命[GeMing]乃谬说”。待川鄂事起，也就是在同一个[YiGe]月内，张謇却迅速转变成一个[YiGe]共和[GongHe]主义[ZhuYi]者，不仅峻拒朝廷江苏宣慰使和农工商大臣的任命，还四处写信，劝铁良、张人骏等人放弃抵抗，以民族、共和[GongHe]为大义，并“窃谓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时人记录，张謇一变，南中士大士遂纷纷倒向共和[GongHe]。

　　辛亥[XinHai]革命[GeMing]的原因，从一千个方面去分析，都可称合理。但从载沣的角度，这些外在压力，皆不是他想不“屈服”就可以不“屈服”；更不是革命[GeMing]的势如破竹和满人的颟顸可以一言以蔽之的。二百七十年之宗社，渺若云烟，天耶人耶？这是保守主义[ZhuYi]者恽毓鼎的浩叹，也是我所看到的辛亥[XinHai]年，摄政王载沣面临种种无解困境的辛亥[XinHai]年。而这些困境，既属于1911，也属于此后许多年的现代中国[ZhongGuo]，成为[ChengWei]“共和[GongHe]”无法控驭的“人”与“势”。

　　“谁敢自言满族人”

　　辛亥[XinHai]年的“屠满”暴行，是对辛亥[XinHai]革命[GeMing]平和过渡常识的补充。这在路氏书中有专章论述，不赘言。辛亥[XinHai]革命[GeMing]期间满人殉难的具体数目一定不可考，单就驻防兵丁而言，《辛亥[XinHai]殉难录》也只可根据姓名可考者作粗略估计，西安驻防两千两百四十八人，江宁驻防七百零六人，福州驻防九十八人，荆州驻防四百零三人，京口驻防三百二十二人。在各式各样的辛亥[XinHai]记录中（亦包括革命[GeMing]派阵营的回忆、旅华外国人的叙述），杀满人、旗人的情状可谓惨烈。我想补充一点，辛亥[XinHai]革命[GeMing]对作为族群的满人所造成的震慑与恐怖，其实要比直接的屠杀深重得多。

　　聊举一例。关纪新教授在《老舍与满族文化》一书中记一则往事。1983年关先生在苏州参加全国清诗讨论会，听闻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乃南京驻防旗人之后。唐先生在辛亥[XinHai]年间还是幼童，革命[GeMing]军与八旗驻防惨烈交战，待革命[GeMing]军杀入旗营，驻防将士及其家眷悉数服毒自尽，幼年的唐圭璋因服药较少得以幸存，后被一家市民收养。此后，关先生因为编写《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一书，曾致函唐圭璋先生恳请同意将其传略编入该书，随即收到唐先生复信，对欲收录其传略深表谢意，却又婉辞：“至于所述唐某系满族云云，就不要再提了罢……”转述这段故事，我有一些残忍揭破他人隐痛的自责。可这兴许比西安满城全城数万人被屠的历史[LiShi]记述更让人沉痛。革命[GeMing]所造成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暴力，还有延续在历史[LiShi]中的一个[YiGe]族群卑微地隐没。民国以后旗人们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成了普遍现象。满族人唐日新在一首忆昔的诗中写道：“自从民元到如今，民族沉怨似海深；旗族伤残如草菅，谁敢自言满族人。”这些故事，“丰富”了革命[GeMing]，也“分解”了革命[GeMing]。

　　整个辛亥[XinHai]期间，中国[ZhongGuo]的满人、汉军和蒙古旗人都处在一种极度的被屠杀恐惧之中。荆州、杭州满营不断有“被屠”的消息传开，在成都也是谣言四起，说汉人马上要打进少城，见人就杀一个[YiGe]不留；又传说要把满人砍成肉酱，再不就杀来祭天。旗兵旗民皆以为大祸临头，许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杀掉吃了，只待风势一变，自杀或殉义，每个人都觉得没有了生存的希望。广州满城在光复前也是人心彷徨，凤山被炸后，满族官员个个胆战心惊，街上的旗人走路都低声下气，不敢抬头。殷实绅商和旗人眷属纷纷迁逃，情状狼狈。南京旗城是同样的惨淡，传说革命[GeMing]军一到，就要把满人杀尽，以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满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和汉人不同，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男子也都改名换姓，充作汉人。在北京，满族妇女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到使馆区要求庇护或就近寻找房子的人数也每天都在增加。杭州则甚至在光复以后，民军有安置旗人办法，每人可领一笔生活费用；但由于恐慌，旗人此时大部分都已逃跑，更怕的是由此暴露旗人身份，遭汉人报复，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敢去领这笔款子。“排满”在辛亥[XinHai]年酷烈的暴力中达到极点，也在一个[YiGe]族群的内心积聚起了无法消散的恐怖记忆。

　　回到辛亥[XinHai]年的反满事件。实际上，暴力的行动过程也很复杂，各地情况不同。在武昌、杭州等地，主要是同盟会、新军在主导反满。而在另外的一些地方，革命[GeMing]阵营内部却有诸多关于屠杀还是保护的争持。最明显的是西安，西安的革命[GeMing]党十之八九隶属哥老会，仇满情绪很激烈。同盟会在这一点上持反对态度，认为不应当对驻防旗人进行过于残酷的屠杀。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还是会党的势力占了上风。西安满城在一夕之间变为惨淡的兵燹场，曹亚伯《武昌革命[GeMing]真史》中称“对于人道，殊近残酷”。后来做了江苏监察使的严庄当时在西安，碰见个旗人小孩，砍了四五刀，小孩未死，严心软了，回来放下刀，再不去了，可当时的陕西革命[GeMing]党人都嘲笑他无用。张奚若说：“我当时不在陕西，若是在的话，不知要怎样才能杀得了人呢！”对亲历了那种惊魂荡魄情境的人来说，主义[ZhuYi]和信仰显然已经无法越过残杀，支持他们坚定地挥剑而立。当反满从“主义[ZhuYi]”变成鲜血淋漓的生死场，主义[ZhuYi]的动机、目的及其实践方式便会遭遇摇晃、质疑，甚至最终的放弃。幸亏屠杀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各地军政府都有布告，禁止残杀满人。但这一短暂的历史[LiShi]过程也让我们看到，革命[GeMing]的推进是如此这般地充满了张弛与纠葛，而行动总是要比词句复杂。

　　以满与汉楬橥的1911显示了与我们熟知的辛亥[XinHai]革命[GeMing]全然不同的历史[LiShi]图景。矛盾丛集，却正可从中看清中国[ZhongGuo]政治、中国[ZhongGuo]社会的嬗递，看清对立背后的种种徊徨失据和跌宕起伏。鄂事起后，“社会主义[ZhuYi]者”江亢虎避地上海，有致武昌革命[GeMing]军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就“兴汉灭满”的种族革命[GeMing]提出了十二点“大不可”，主要的意思就是，种族革命[GeMing]，有悖于人道，易失民心，并且与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共和[GongHe]精髓相牴牾；以复仇为义，冤冤相报，本为大谬，也容易引起外人干涉，导致瓜分惨祸。江氏目睹了至为激烈的排满风潮，有“创夷满目，不忍见闻”之感，遂投书革命[GeMing]军。1913年，此信收入《洪水集》，江氏特别附记：当时人心狂热，舆论沸扬，大有暴民专制之势。而上海各报纸，无敢稍持异议。除了《天铎报》匿其姓氏刊录，没有哪家报馆敢登出此函。信件发表后，江氏立即收到了革命[GeMing]军驻沪事务所的来函痛斥，并且还有多封匿名警告信，谓其“倡邪说以媚满奴，疑乱军心，当膺显戮”，“汉奸”“满奴”的称号一齐掷来，甚至有人宣称要用炸弹对付他。这又是一则颇有余味的“革命[GeMing]”与“非革命[GeMing]”对峙的故事。种族隔离，这在辛亥[XinHai]年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任何非议都将被视为反动，是为逆行。然而，正如江氏看到的，当“排满”从革命[GeMing]的策略变成推进革命[GeMing]的手段、进而作为革命[GeMing]的目的，就开始了一系列对革命[GeMing]初衷的背叛。像蔡元培所说，成为[ChengWei]“政略上反动之助力”，这是主义[ZhuYi]与行动的脱节，也意味着中国[ZhongGuo]革命[GeMing]历史[LiShi]轨迹之迂折。于是，在狂飙突进的辛亥[XinHai]革命[GeMing]过去之后，以矛盾开始的共和[GongHe]中国[ZhongGuo]，也将以矛盾的方式展开她不可预知的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