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时的朱德[ZhuDe]还不知当中的蹊跷，更弄不清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寒冬，而且霜冻来得特别早，冬季特别长。

　　但是，全国有百万红卫兵涌进首都，却把北京闹了个热火朝天。

　　他们[TaMen]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穿梭似地在首都的大专院校和党政机关里“大串联”，等毛主席接见。

　　1月底的一天，戚本禹突然接见人民大学的两派群众。

　　他别有用心地煽动说：“你们那里的孙泱，给朱德[ZhuDe]当过秘书。

　　你们通过搞孙泱的问题，可以把朱德[ZhuDe]的问题搞清楚嘛！”

　　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孙泱，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长子，著名艺术家孙维世的长兄。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朱德[ZhuDe]的秘书，在朱德[ZhuDe]身边工作多年。

　　50年代初，《毛泽东[MaoZeDong]选集》编辑出版时，毛泽东[MaoZeDong]曾说，除了出版他的著作外，党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朱德[ZhuDe]等也要出选集。

　　基于这一情况，孙泱曾为出版《朱德[ZhuDe]选集》收集材料，整理文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LinBiao]、江青[JiangQing]抓住这件事，借题发挥，大做文章，胡说朱德[ZhuDe]招兵买马，招降纳叛，为自己树碑立传，是个大野心家。

　　孙泱被迫害致死。

　　造反[ZaoFan]派们接到“圣旨”，立即传达，贯彻执行。

　　人民大学的造反[ZaoFan]派们连夜倾巢出动，一夜之间，把“打倒朱德[ZhuDe]”的大标语刷满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江青[JiangQing]、戚本禹终于急不可待地把打倒朱德[ZhuDe]的阴谋计划推向社会。

　　一时间，把人们的思想搞得像一堆乱麻：中国[ZhongGuo]人民解放军的朱总司令，怎么转眼间变成了大军阀？德高望重、胸怀坦荡，已81岁高龄的朱委员长，怎么一夜间变成了大野心家？善良的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都百思不得其解呀！打倒朱德[ZhuDe]的阴谋活动，在江青[JiangQing]、戚本禹等的操纵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南征北战、戎马一生的朱德[ZhuDe]元帅，将面临着一场劫难。

　　北京大学造反[ZaoFan]派的头子聂元梓得知人民大学的造反[ZaoFan]派要批朱之后，生怕在批朱中抢不到头功，便立即召集北京大学造反[ZaoFan]派开会，在会上扬言要揪斗朱德[ZhuDe]。

　　会后，聂元梓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向康生摸底，老奸巨猾的康生授意她继续行动。

　　聂元梓心领神会，胆子就更壮了，立即组织班子，连夜编造批朱的文章，然后通过造反[ZaoFan]派办的《新北大战报》，赶印了50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就在这时，中国[ZhongGuo]作家协会里的造反[ZaoFan]派从刘白羽家里抄出了他1941年在延安写的《朱德[ZhuDe]将军传》手稿。

　　聂元梓听到这个送上门来的信息，格外惊喜。

　　她立即下令印刷厂加班加点，赶印出《朱德[ZhuDe]将军传》200部，作为批朱的炮弹，发向全国。

　　2月初，人民大学造反[ZaoFan]派发起成立“揪朱联络站”，有北京大学、高级党校、地质学院、中监委等十几个院校和单位的造反[ZaoFan]派组织参加，贴出通告，扬言要在北京召开全国性的万人大会，彻底批倒批臭朱德[ZhuDe]。

　　当周恩来得知一场更大规模的倒朱运动正在迅猛发展时，他立即向毛泽东[MaoZeDong]作了汇报。

　　毛泽东[MaoZeDong]听后，明确指示“朱德[ZhuDe]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周恩来把毛主席的指示，在召开批朱大会的前一天，让秘书通知了戚本禹，特别强调要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必须取消批判朱德[ZhuDe]的大会。

　　接着，他又亲自找戚本禹谈话，十分严肃地指出他支持造反[ZaoFan]派批斗朱德[ZhuDe]的行为是错误的，并向他复述了毛主席讲的朱德[ZhuDe]是红司令，不能批斗。

　　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朱德[ZhuDe]的万人大会才没有开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朱德[ZhuDe]没有被打倒，林彪[LinBiao]、江青[JiangQing]、康生等贼心不死。

　　在中国[ZhongGuo]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们[TaMen]加快了打倒朱德[ZhuDe]的步伐。

　　一面指使首都大专院校的造反[ZaoFan]派组成“揪朱兵团”南下，去朱德[ZhuDe]家乡四川省仪陇县“造反[ZaoFan]”；一面派人到全国各地搜寻轰击朱德[ZhuDe]的“炮弹”。

　　1968年7月，康生别有用心地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搞了个“分类名单”，把刘少奇、邓小平等89人列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把朱德[ZhuDe]、陈云等29人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此外，还有“靠边站的”7人，有病的3人，去世的28人，只剩下37人(名单中漏掉了林枫和黄克诚)。

　　被打入另册的前两项加起来，要占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61%。

　　可见其用心之险恶。

　　与此同时，公安部长谢富治秉承江青[JiangQing]、康生的指示，抽调了700多人在公安部搞所谓清理历史档案。

　　他非常明确地向参加清查的人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