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民国达人录》，肖伊绯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

　　郁达夫（1896－1945），名文，字达夫，生于浙江富阳。1913年，随兄嫂离乡到日本留学，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后与郭沫若等成立创造社，专事文学创作。早期代表作是《沉沦》，其他作品有《春风沉醉的夜晚》、《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钓台的春昼》等。1938年，应新加坡《星洲日报》所聘，出任该报副刊《晨星》的编辑。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1945年，郁达夫突然失踪，后证实被日军所杀害。

　　1932年11月10晚，郁达夫在杭州的一间旅舍里，给住在上海英界赫德路嘉禾里的爱妻王映霞写了一封信，除去嘘寒问暖、家长里短之外，信中还提到了一件重要的投资决策——“《弱女子》落得卖去，有一千二百元也可以了，最低不得比一千元少。这钱卖了，可以到杭州来买地皮或房子。”

　　王映霞的回信没有看到，不过我们很快于1933年的春天，在杭州官场弄63号南侧一块空地处，看到了一所雅号“风雨茅庐”的新居所，这就是郁达夫在信中提到要买的那块地皮。郁达夫的确卖掉了他的那本著名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的版权，得到的1000块大洋都拿去买了这块地皮。这本小说，由于其描写内容的尺度大胆，大量涉及同性恋和非伦之恋，虽然只有区区20000多字，在当时却卖到了1000块大洋的高价。折算下来，每千字近50块大洋的稿费，在当时行价仅在每千字7块大洋的出版界，也是个实实在在的天价了。

　　仅过了十来天，身在杭州的郁达夫又给王映霞去了一封信，再次谈到另一篇稿子的稿费问题。他在信中说，“我将有一篇东西寄出，字数在八千字左右。你送去后，可先向刘某说明，此系创作，非十元千字不可也。中华数字，也同商务一样，标点空格，都须除去，必要十元千字才能合算。”这里所说的“一篇东西”是指郁达夫的另一篇短篇小说《瓢儿和尚》，这份8000字的稿子，即使按照他合算的计价法，也只有区区的80块钱罢了。可见，没有限制级内容的写作，时价确实是很低的；而郁达夫有没有把这80块钱投入到“风雨茅庐”的建设基金中，我们尚不得而知。

　　事实上，拼上当时郁达夫的全部身家和他能拿在手里的全部稿费，在用于买地置业时，还是捉襟见肘的。他左右盘算，按那时的物价，这所“风雨茅庐”最少也得5000块大洋才可以搞定：其中1000块买地皮，4000块造房子。他左挑右选，最终不得已在在场官弄一庵堂旁的一块空地上造了这间风雨茅庐。说不得已，是因为一般造房总要避开庵堂寺院，从风水学角度而言，这样的选址大致对宅主不利。而且即便如此，5000大洋的建设基金，多半还是郁达夫靠向朋友举债筹来的。

　　1933年4月，郁达夫从上海举家移居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他对这所靠按揭买来的房子还是颇为满意的。他在《移家琐记》中对这个居处表达了由衷的喜爱：“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原来我那新寓，是在军备局的北方，而三面的土山，系遥接着城墙……‘好得很！好得很！’我心里在想，‘前有图书，后有武库，文武之道，备于此矣！’”——这可以称之为最风雅、最乐观、最得意的“房奴日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