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近午，中共高层领导人在窑洞里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大为激动。据张国焘回忆，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周恩来较为冷静，说:“这件事不能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毛泽东也接着表示……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期，原标题为“西安事变：杀蒋与放蒋的抉择”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消息一传出，国内外各界人士、各种报刊一片哗然，焦点是怎样对待蒋介石——是杀是放，成为“战”与“和”的关键。

杀蒋：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最初反应

事变发生当日，张学良等人在西安向中共中央发出多次通报，“文寅电”云：

东、来兄：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指胡宗南、毛炳文)敌南进。

弟毅(张学良化名李毅)

文寅(12日晨3时至5时之间)

12月12日近午，中共高层领导人在窑洞里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大为激动。据张国焘回忆，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周恩来较为冷静，表示:“这件事不能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张国焘自述他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地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么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

毛泽东在草拟给张学良的复电中，尊推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电文内说到惩办蒋时道:“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其实，中共中央刚收到张学良清晨发来的“文寅电”时，震惊、激动之余，又不太敢确信。晚上21点，毛泽东、周恩来联名以“万万火急”向张学良发出“文亥电”时，还不能肯定西安事变是否成功，请张证实“是否已将蒋扣留”表示红军拟策应张、杨的军事行动，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共商大计”，并叮嘱张学良一定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诛者，杀也。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还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免使西安腹背受敌。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平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胡服(刘少奇)，通报蒋在西安被扣消息及党应采取的方针，其中强调要“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付人民审判”。

西安事变爆发前，鉴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采取了“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的方针。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军政首脑，拥有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实力，而共产党及其军队力量弱小，根据地狭小。因此国共谈判时，蒋介石的代表陈立夫向中共代表提出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的领导一律解职出洋等苛刻的条件，企图逼共产党就范。西安事变爆发后，形势陡转，蒋介石沦为阶下囚，而张、杨、共“三位一体”，于是中共中央一些决策者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一度出现反复和动摇，党的“逼蒋抗日”方针受到了干扰。事后，刘少奇在评论此事时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极大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六大以来》(上) , 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这种反复和动摇，集中体现在对蒋策略方针的倒退，由“逼蒋抗日”变成了“审蒋”、“除蒋”。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据会议记录，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是：朱(德)、国(焘)、泽(东)、(恩)来、博(古)、洛(甫)、(林)彪、(冯)文彬、(郭)洪涛、(吴)亮平、(林)伯渠、欧阳钦，共12位。会议由张闻天(洛甫)主持。毛泽东当时负责对国民党的外部(即统战)工作，首先作了报告，明确提出“审蒋”、“罢蒋”、“除蒋”。他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说事变虽是张、杨独自发动的，共产党没有参与，但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从此完全打破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因而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他提出，“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蒋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说：“以我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他指出：事变后形势发展有两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过去成为亲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方面来，在西安形成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统治的七省就范，因而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张培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原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第二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提出中央要围绕防止日本变南京政府为傀儡政权这一中心而决定对国民党内各种政治派别的态度。他认为，要稳定争取黄埔系、CC派、元老派、欧美派，推动它们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具体地说，争取林森(国民政府主席)、宋子文、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孙科、冯玉祥，孤立何应钦;同时，深入发动群众，把西安变成抗日的中心;在抗日援绥的口号下联合阎锡山，联合刘湘，这是我们的两翼，再进一步联合桂系，以达成对华东的包围;东南7省是南京的势力，也要争取这股力量抗日。他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但在实际上取领导作用。将来，西安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我们党应该准备走上公开政治舞台，同时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发动群众运动。他认为蒋介石扣在张、杨手里，这事情的处理最终要看张、杨的态度，他对在西安建立政权中心和“除蒋”、“审蒋”没有公开表示态度。

朱德发言较短，主张杀了蒋再讲其他。他提出中共在军事上的对策，即在军事上采取防御。博古也说:“要使群众的抗日运动开展，基本口号应宣布蒋介石罪恶，要求公审。” 张国焘也力主审蒋、杀蒋。后来，他撰写回忆录，写到当时的情形: “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于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张闻天对于杀不杀蒋没有吭声。他在最后发言中，明确表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更不主张“审蒋”、“除蒋”，反而强调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他提出中共此时的策略是应把抗日作为最高旗帜，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他最后认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完全取得一致, 会议的总结也是矛盾的：又要反蒋又不正面反蒋;“在政府问题上，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名义”。但会议的基调仍是“审蒋”、“除蒋”。当时持张闻天看法者寥寥无几，人们听到的多是“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建立西安政权中心”等主张。

12月13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向张学良发出贺电，祝贺西安事变一举成功，“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并提醒张要将“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最紧急任务之一是“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这一文电，把蒋介石称为“元凶”，“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显而易见，也是要“审蒋”、“除蒋”。文电还回应张学良的要求，决定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共商大计。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虽未公开赞同“审蒋”、“除蒋”，但在12日21时和13日中午与毛泽东联名发给张学良的电报，都是赞同“审蒋”、“除蒋”的。

西安事变消息传到陕甘苏区后, 根据地军民喜出望外，纷纷要求杀蒋。当时在保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邓颖超，听到蒋介石被扣留后，“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金凤《邓颖超传》,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定边军民获悉西安事变消息，欣喜若狂，马上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定边工委书记李维汉与高岗等人致电党中央反映群众杀蒋的愿望。(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而远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王明，得知西安事变后兴奋异常，致电陕北中共中央，主张把蒋杀掉。此电被斯大林扣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在议论如何处置蒋介石的同时，中共中央还迅速作出了策应西安的军事部署。12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各部队准备随时南下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起抗击中央军的进攻。14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鉴于东北军势孤力单，且内部不稳，极力主张红军主力南下与张、杨靠拢，“壮其胆而振其气”。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15位红军将领就西安事变致电国民党政府，呼吁南京当局“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这一电报大致上反映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初步方针，一直到12月18日以前，中共中央始终在坚持“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