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对东林党人热衷此案的目的，是心存疑虑的。他下令迅速结案，并警告东林党人，不许再挑唆他和太子之间的关系。在万历皇帝看来，今后最大的威胁，一定就是朋党。

明末的朋党，除了东林党之外，还形成了专门与东林党作对的浙党，以及与浙党联合的齐、楚、宣、昆诸党。这两大势力互相倾轧，一般总是借“京察”做文章。所谓“京察”，就是对京官的政绩，进行六年一次的定期考核。按规定，凡是在京察中考核不合格而被罢官的，一律不许重新任用。所以，为了利用京察的机会来削弱对手，这两大势力围绕着那些负责京察的职位，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使党争变得越来越势不两立，越来越险恶，也越来越白热化。

万历“梃击案”

除了京察之外，东林党人还以皇位继承问题为抓手，试图抢占政治高地，战胜对手，以达到最终控制朝政的目的。

首先是“争国本”。万历皇帝不喜欢王恭妃为他生的长子常洛，而要立郑贵妃为他生的常洵为太子。于是，朝中那些东林大臣便以祖宗之法为根据，纷纷上书，要求尽快立常洛为太子。他们言辞激烈，不依不饶，表面上是激于对祖宗法制的忠诚，其实却是想趁机造成声势，控制舆论，在政治上扩大自己的势力，为有朝一日控制朝政而捞取政治资本。这场争论，前后延续十余年，直到常洛被立为太子才告结束。

为了维护常洛的太子地位，东林党人又不断发动攻势，迫使福王常洵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对万历皇帝所宠爱的郑贵妃及其势力进行攻击，而且总是要牵扯到其他政敌。在东林党人看来，一切围绕“争国本”的斗争，都能使他们在舆论上占有优势，所以最容易克敌制胜。然而，他们的这种做法，也会迫使对手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进行反击。当常洵被迫回到自己的封地之后，万历四十三年，竟有人将一名无赖带进皇宫，并引导他直闯太子宫，先是用枣木棍击伤守门太监，然后直趋太子殿前。但是，这无赖很快就被守备制服。

这件案子，被称为“梃击案”。以浙党为首的非东林党人，显然不希望东林党人通过此案的审理获益，从一开始就企图草草结案。而东林党人，则希望通过此案的审理，扩大事态，打倒对手。万历皇帝对东林党人热衷此案的目的，是心存疑虑的。他下令迅速结案，并警告东林党人，不许再挑唆他和太子之间的关系。在万历皇帝看来，今后最大的威胁，一定就是朋党。

东林党人的得势

万历年间，东林党人与非东林党人的争斗，总体上是以东林党人的失败而告终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浙党、齐党和楚党也反目成仇。这与一个叫汪文言的人，有很大关系。

汪文言本为胥吏，后来结交了东林人士，于是进京活动，并出钱为自己买了个监生（太学生）。汪是个很有心计的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当时各党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十分熟悉。在他看来，浙党、齐党和楚党虽为同盟，但他们各自的党魁都不过是在互相利用；一旦功成，就会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争斗。于是，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去离间他们，使齐、浙、楚三党的党魁们相互排挤、攻讦，相互削弱，而至于分崩离析。这三党人士的分裂，无形中增强了东林党人的力量。

汪文言还是一个很懂得投机的人。他看准了太子常洛的伴读太监王安将来是可以“济国事”的，遂倾心相交，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通过他来影响皇帝。王安是个颇识得大体的人物。“梃击案”发生后，东林党人欲穷追猛打，王安却建议太子常洛尽快结案。对此，万历皇帝非常满意。

万历皇帝去世，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反对势力既已分裂，东林党人因有拥戴之功，而深得光宗皇帝的好感。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原来被罢斥的东林人物，因为已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的王安的建议，又重新回到朝廷。这一切，都与汪文言的暗中活动分不开。据说，当时朝廷起用东林诸人，都是汪文言向王安推荐的。汪文言总是对王安说东林某某人是“清流”，这些人即被委以重任。汪文言那时是王安的中书舍人，负责传递朝廷的各项命令，职位虽低，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光宗在位只一个月，就去世了。据说，光宗的死，与他过度纵欲，又误服了臣下进奉的“红丸”有关。这本是一件讲不清楚的事情，却又成为当时朋党争斗的一个大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