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戴季陶刚开始也是要加入到这个早期组织中去。后来他跟孙中山汇报了，孙中山说不行，你不能背叛我。就是说，戴季陶说只要孙中山在，那么我就不能背叛孙中山，所以我就不能参加。还有人回忆，当时这个戴季陶因为不能参加这个早期组织，所以还大哭了一场。

凤凰卫视2011年6月28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在“五四”之后，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力图从各种不同的社会主张当中找到一条最实际，也是最快的救国救民的道路，苏俄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好像让他们看到了出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1920年2月从北京来到上海，他越发激进，将《新青年》变成了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专刊，而其他的资深撰稿人，比如像胡适等等多对此持保留态度，只有李大钊写信支持。

此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推动力量就形成了“南陈北李”的局面，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遥相呼应。

解说：中国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最著名的无疑是1918年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发起的马尔克斯主义研究会，而创始者李大钊当时的思想还未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进化论、调和论、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同时充斥着他的头脑，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还未决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就决定成立这样一个研究会呢？

北大教授高一涵的说法是，李大钊此时认识了“俄国的外交人员”，那么所谓“俄国的外交人员”是谁呢？

顾则徐（民间学者）：因为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以前，它就是一个秘密党，那么革命之后，它还是具有秘密党的色彩，它在各条线都具有渗透的分子，北京来说主要就是原俄罗斯使馆和知识分子。

解说：解密的前苏联档案显示，苏俄“外交人员”中有一人叫伊万诺夫，他曾在旧俄驻北京公使馆中服务，后来因为同情苏维埃革命，被使馆驱除。伊万诺夫随后来到法文报纸《北京新闻》工作，除了发表亲苏俄文章外，他还利用报馆的无线电通讯设施，同莫斯科取得了联系，李大钊结识他时，他已在北京大学教授法语和俄语。

另一个叫柏烈伟的俄国人，表面身份也是北大外教，“十月革命”前后他以汉学家身份来华，实际是俄共党员，当时追随李大钊的北大学生张国焘这样回忆。那时，在中国的俄侨，也有些同情苏俄的人物，北大俄文系一位俄国籍的教员柏烈伟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李大钊先生来往颇密，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

张国焘出生于江西的一个地方官吏家庭，他1919年入北京大学本科读书，在校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是北京学生领袖之一，张一直追随李大钊，但他当时显然并不清楚北大俄国外教柏烈伟的真实身份。

顾则徐：比如说知识分子来说，它就是说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那当时中国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

解说：那么，苏俄当时为何派人来华亲近中国的高层知识分子们呢？

顾则徐：“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的政权实际上是很微弱的，周边并不支持它的革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列宁他必须解决安全问题，怎么解决安全，列宁提出了一个世界革命的策略，是很高明的，他没有把自己的危机摆到桌面上，他还是把苏俄政权的民族性把它削弱了，他还是强调了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苏俄不是俄罗斯，是无产阶级的政权，是工人阶级的政权。那么它代表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

解说：原来，苏俄政权一诞生，即受到西方国家军事干预，列宁一改过去“一国社会主义”可以实现的观点，认为苏俄的存亡与世界共产革命息息相关，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德国、波兰、捷克、匈牙利的革命先后以失败告终。

黄修容（专家）：当时列宁就认为，那么“十月革命”要巩固，那么正好“欧洲革命”啊就行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革命呢逐渐走向低潮，受到资本资产阶级的镇压，那么列宁感到光依靠欧洲物产阶级呀，那个“十月革命”的巩固啊还是不太够。

解说：他重审时局，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大本营难以撼动，因为它们从亚非殖民国家那里榨取了高额利润，又用这些利润贿赂本国的工人阶级，使其丧失了战斗性，因此苏俄的世界革命应该先从东方开始，对此，列宁曾形象地比喻道，从莫斯科到巴黎最快的捷径要经过北京和加尔各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