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何书彬

　　1909年8月，游美学务处（清华前身）在北京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这里面，有后来成为清华校长的金邦正、梅贻琦，还有化学家张子高（张准）、生物学家秉志等人。

　　游美学务处是清政府专设的选派留美学生的机构。《辛丑条约》签订后，美国作为“八国联军”参战国之一，分得3200万两（合2400多万美元）的赔款，后来美国又将一千多万美元逐年退还，用以选派中国学生到美留学。

　　这是自1881年清廷下旨召回留美幼童以来，中国再一次向美国派出留学生。1909年8月，梅贻琦等人在外务部候补主事唐国安的带领下赶赴美国。他们在旧金山登陆后，走了和近四十年前“留美幼童”同样的路线——他们坐火车横穿美国，下车的第一站仍然是春田(Springfield)。在那里，当年清廷召回留美幼童时“逃跑”的容揆正在迎候着他们。

　　唐国安和容揆都是广东香山人，1873年，他们作为清政府派遣的第二批留美幼童到达美国，并先后进入耶鲁大学读书。极力推动幼童留美的，正是容揆的叔叔“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他希望通过这项教育计划来把西方文明和学术输入到中国，改良中国文化。当这个计划被当局以“偏重西学”“中学荒疏”等理由中止后，容闳痛心疾首。回到中国的留美幼童，被视为“叛徒”和“洋鬼子”，受到清廷严密监视，意料到这种情况的容揆就在回程的路上经过春田时，谎称要和照顾自己多年的主人道别，借机“逃跑”了，并一直留在美国。还有一名叫做谭耀勋的留美幼童也和容揆一样“逃跑”，1883年秋，谭耀勋刚完成他在耶鲁大学的学业，却因肺病客死异乡。

　　在20世纪初，曾经备受冷落的留美幼童在清末新政中纷纷成为朝廷重臣，活跃在铁路、电报、矿冶等新兴领域，西学功底深厚的他们终于得到了实现平生志愿的机会，然而，此时他们都过了年富力强的年纪。辛亥革命送走了清廷后，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还被视为前清遗老，有洋奴之嫌，不得不谢幕于历史舞台。

　　唐国安主政清华，从学堂到学校，总共只有两年零四个月，但因为劳心拙力，他的身体受到极大摧残，连发三次心脏病，终于不能支撑。1913年8月21日，他向外务部提出辞呈。报告送出的第二天，他就与世长辞，时年55岁。清华校友陈鹤琴在《我的半生》中回忆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待人非常诚恳，办事非常热心，视学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可惜做了（校长）不久，就得病去世了，我们都觉得很悲痛，好像失掉了一个可爱的慈母。”

　　在唐国安身后，他送出去的学生陆续学成归来。金邦正、张子高、秉志等人迅速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奠基人物。1915年，一批留美生“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在康奈尔大学发起成了中国科学社，秉志、金邦正即是九名发起人里的两个，张子高亦是中国科学社较早的会员之一。1920年至1922年，金邦正还曾出任清华校长。

　　作为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其会员也都成为各个领域的开创性人物。

　　梅贻琦也是中国科学社的会员。1914年，他学成归国后，到清华担任了物理系教授。1931年，在清华校长连续易人、局势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梅贻琦开始担任校长一职。

　　在就职典礼上，梅贻琦发表演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