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乃至乾隆之后的整个清朝，雍和宫不论从建制、规格以及影响方面都堪称内地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这不仅表现在它有严格按照藏传佛教理论创建的四大扎仓僧院，通过四个僧院的系统学习，僧人不但学到了较为全面的宗教知识，又掌握一定的藏文化知识，成为清朝中央政府振兴黄教的骨干力量，他们既可以返回故地即内、外蒙古宣传佛教教义，也可以通过他们在京所受的宣传教育参与处理蒙藏地区的民族、宗教事务，成为乾隆处理蒙、藏事务中一支得力而又强大的力量。不仅如此，雍和宫还有自己的佛仓，即大活佛的住所。乾隆皇帝总结清朝开国以来与藏传佛教交往的经验，更是深深懂得培养一批与朝廷有密切关系、在藏传佛教界有崇高威望、在蒙藏地区有重要号召力的转世活佛的必要。从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开始，乾隆帝就在三世章嘉·若比多吉的帮助下有计划地使一批转世活佛与雍和宫联系起来，使他们成为雍和宫的活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从乾隆年间一直到清末对蒙藏事务起过重要作用的驻京呼图克图制度。雍和宫的活佛中，有的本来就是蒙藏地区的重要转世活佛，有的是由于在雍和宫担任僧职而发展起来，然后在蒙藏地区确立其重要地位的转世活佛。　

　　如果说雍和宫的四大扎仓曾经培养出了一批批著名的宗教人才，那么，雍和宫的佛仓中则居住着一大批在乾隆年间为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而奔波的大活佛，他们不但是雍和宫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更是乾隆乃至整个19世纪后期历代中央政府处理蒙藏事务中的得力助手，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曾经影响过中央政府与蒙藏地区关系的大活佛。　

　　在今天雍和宫恢宏的建筑群旁，围绕着层层青砖黄瓦的皇家建筑和高大的红墙，密集着许多小院落，与雍和宫雄浑的建筑格局形成强烈对比。走进去，这里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许多北京市民就生活、居住在这里。关于这些院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过去。

　　《雍和宫漫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蒙、藏两族各大喇嘛来到北京，他们每人都有一处驻京的行宫。这行宫有以下三种情形：第一种叫‘城内本庙佛仓’，就是在北京城内有他本人的一座庙作为他的行馆。地安门三眼井东口外的嵩祝寺，就是章嘉呼图克图的本庙佛仓。嵩祝寺东边的法源寺和西边智珠寺，则是章嘉随从人员的宿舍……地安门以东的福祥寺，则是青海噶勒丹锡即色赤活佛呼图克图的本庙佛仓……　

　　“第三种是‘赐居佛仓’。即本人在京没有庙，因为职务关系需要长期留驻北京，而且他的职务又与雍和宫有关，于是就在雍和宫内或雍和宫附近另辟院落给他建造佛仓，名叫‘赐居佛仓’。就是赏赐一所宅院的意思。这些佛仓一般都分布在昭泰门外辇道路西，有两个小门，门里分成三个院落，由南往北，第一个院落是‘洞阔尔呼图克图佛仓’，前后五排，共有瓦房三十八间，其中佛堂五间，其余为洞阔尔的卧室、客厅、厨房等。由洞阔尔佛仓往北是第二个院落，即‘萨木萨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十间。由萨木萨呼图克图佛仓往北是第三个院落，即‘诺们罕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二十五间。在昭泰门辇道的路东，也有两座小门，门内是‘阿嘉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六十六间，其中佛堂三间，而且全部都由走廊通连着，另外还有十二间游廊。这阿嘉佛仓在雍和宫所有各佛仓中规模最大、气势最为阔绰。以上四座佛仓，全都在雍和宫昭泰门外，俗称‘内围子佛仓，就是雍和宫内佛仓的意思。　

　　“除了‘内围子佛仓’还有‘外围子佛仓’，一共三处：第一处在雍和宫东花园内，名叫‘土观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四十五间，厨房五间，内有五间瓦房用作佛堂。第二处在土观呼图克图佛仓的东边，为西藏‘济隆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十五间。这座佛仓在1929年民国十八年曾一度改为‘西藏驻平办事处’。第三处在土观呼图克图佛仓的后边，是‘果蟒呼图克图佛仓’，共有瓦房三十间。在这里还必须介绍的是，藏经馆原为北大门，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喇嘛印务处还没有设在这里时候，乃是‘那木喀呼图克图佛仓’。在藏经馆旁边的东板子门内，则是‘诺们罕呼图克图佛仓’。”　

　　这是《雍和宫漫录》中有关雍和宫佛仓的记载。现在看来，这些民宅就是当年乾隆皇帝为从蒙古、西藏以及甘肃、青海地区请来的大活佛所建的“佛仓”即居所。　

　　昔日的佛仓已易其主，像色赤活佛、济隆活佛、土观活佛等大活佛的名字对于我们和更多的人听起来已经非常陌生，唯有这座昔日的皇家寺院和它里面传来的朗朗颂经声还会将我们带回遥远的过去。

　　清朝中央政府为把雍和宫建设成在加强蒙藏地区工作中的重要基地，除三世章嘉国师和二世色赤活佛协助乾隆帝主持其事外，乾隆帝又陆续从西藏、青海、甘肃调来很有影响的蒙藏籍的格鲁派大活佛，如：青海塔尔寺主要活佛之一的三世土观大活佛；西藏甘丹寺的一世策墨林活佛；青海广惠寺寺主三世敏珠尔大活佛；青海东科尔寺寺主六世东科尔大活佛；甘肃拉卜楞寺四大活佛之一的萨木察大活佛等。让他们在雍和宫任职，参与管理，从事蒙藏地区的政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