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一些学者把对礼的研究或礼学视为清代汉学的中心或主轴，认为清代中期存在着一个礼学的复兴，礼学的复兴被概括为“以礼代理”。其主要依据是清代汉学家谈礼而不谈理，因为儒家经典很少言理，甚至不言理，谈理受佛老方外的影响，另外也可以逆推至乾隆元年官方成立的三礼馆，以此馆设置为标志，清代学术界掀起了对三礼之学诠释的风气。这些主张不仅关系到礼学在当时的学术地位，同时也涉及到对理的诠释问题，下面就此谈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同道。

一、关于三礼馆

关于乾隆元年（1736）诏开三礼馆，《清高宗实录》中有多条记载，兹引重要者如下：

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清高宗颁谕，命开馆纂修《三礼义疏》，诏曰：“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嘉惠万世，以《大全》诸书，驳杂不纯，特命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亲加折衷，存其精粹，去其枝蔓，颁行学校，昭示来兹。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朕思五经乃政教之原，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昔朱子请修《三礼》，当时未见施行，数百年间，学者深以为憾。应取汉、唐、宋、元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其开馆纂修事宜，大学士会同该部，定议具奏。”[1]

七月九日，清廷任命《三礼》馆主事官员。“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兵部尚书甘汝来，为《三礼》馆总裁。礼部尚书杨名时，礼部左侍郎徐元梦，内阁学士方苞、王兰生，为副总裁。”[2]

十一月三十日，拟定《三礼义疏》的纂修条例。“《三礼》馆总裁大学士鄂尔泰《拟定纂修三礼条例》：一曰正义，乃直诂经义，确然无疑者。二曰辨正，乃后儒驳正旧说，至当不易者。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经互相发明。四曰余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于事物之理有所发明，如程子《易传》、胡氏《春秋传》之类。五曰存疑，各持一说，义皆可通，不宜偏废。六曰存异，如《易》之取象，《诗》之比兴，后儒务为新奇，而可欺惑愚众者，存而驳之，使学者不迷于所从。然后别加案语，遵《折衷》、《彚纂》之例，庶几经之大义，开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曲尽其义类。得旨：此所定六类，斟酌允当，著照所奏行。”[3]

又据方苞言：“臣等审思详议，拟分为六类，各注本节、本注之下。一曰正义：乃直诂经义，确然无疑者。二曰辨正：乃后儒驳正旧说，至当不易者。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经互相发明。四曰余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于事物之理有所发明，如程子《易传》、胡氏《春秋传》之类。五曰存疑：各持一说，义皆可通，不宜偏废。六曰存异：如《易》之取象，《诗》之比兴，后儒务为新奇而可欺惑愚众者，存而驳之，使学者不迷于所从。”[4]此文与上引鄂尔泰等所奏一致，由此可知《拟定纂修三礼条例》系方苞拟稿。

就这几条重要史料来看，清廷十分重视修《三礼》，任命高官负责纂修，同时也制定六条较为详尽的纂修体例，又别加案语加以发挥。至于为何修《三礼》，这从高宗开馆诏谕中看出端倪。归纳为以下几条：

第一，“《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余经书，《三礼》更切近人事，因为《三礼》研究的对象即礼，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清廷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规范人伦秩序，纂修《三礼》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朱熹当年请修《三礼》而未得到实行，有关历代《三礼》的注疏也有必要对其进行“精研详订，发其义蕴”，因此纂修《三礼》也有总结以往礼学研究成绩之义。

第三，诏曰“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嘉惠万世，以《大全》诸书，驳杂不纯，特命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亲加折衷，存其精粹，去其枝蔓，颁行学校，昭示来兹。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这一段话最为重要，道出了修《三礼》的原因。首先，《易》、《书》、《诗》、《春秋》这四经已经修过。其次，《仪礼》和《周礼》无关科举，士子大多不看，当然尚未官修，同样《礼记》也未纂修。五经作为儒家的经典应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余四经已修，《三礼》没有不修之理。《三礼》修完则可以“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

在诏开三礼馆不久，清廷开始纂修《大清通礼》。同年六月二十三日，高宗颁谕，命纂修《大清通礼》，谕曰：“朕闻三代圣王，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所以总一海内，整齐万民，而防其淫侈，救其雕敝也。……前代儒者，虽有《书仪》、《家礼》等书，而仪节繁委，时异制殊，士大夫或可遵循，而难施于黎庶。本朝《会典》所载，卷帙繁重，民间亦未易购藏。应萃集历代礼书，并本朝《会典》，将冠、婚、丧、祭一切仪制，斟酌损益，彙一书，务期明白简易，俾士民易守。”[5]其纂修《大清通礼》的理由与纂修《三礼》差不太多，无非是“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所以总一海内，整齐万民，而防其淫侈，救其雕敝也。”也即期以整合人心，稳定社会。同时也有总结完善历代官修礼书之义。

修《三礼》是否具有特殊意义？就上述方苞所拟定诸条例而言，这六条例体现了纂修者们对名物、象数、制度等与考据训诂相关方面的重视，但此六条并非仅为修《三礼》，而是修五经的一般条例。上述条例中所讲的“遵《折衷》、《彚纂》之例”，指康熙朝编定的《周易折中》、《书经传说彚纂》、《诗经传说彚纂》、《春秋传说彚纂》等。清廷官修经书时都先拟定条例，关于这方面，在纂修《三礼》以前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纂修条例，纂修《三礼》所拟定的诸条例只不过是先前官修经书诸条例的延续而已。另外，据与方苞交往过甚的程廷祚为《大易择言》作序说：“乾隆壬戌，望溪方先生南归，慨然欲以六条编纂五经集解，嘉惠后学，而首以《易》属廷祚，曰：子之研精于《易》久矣。夫廷祚岂知《易》者，闻先生言，退而悚息者累月，乃敢承命而为之。阅十年而书成，命曰《大易择言》。”[6]壬戌为乾隆七年（1742）。这里所说的“六条”是指乾隆元年方苞所草拟的官修《三礼义疏》纂修条例之六条，同年十一月三十日，由鄂尔泰等以《拟定修三礼条例》之名上奏，此六条斟酌允当，得到清高宗的首肯。乾隆七年，方苞老病离京南归，程廷祚当面请益，才有方苞“欲以六条编纂五经集解”，并“首以《易》属廷祚”之事，程廷祚领命后便开始依据六条体例撰写《大易择言》。这里尤其强调的是“欲以六条编纂五经集解”，由此看出这六条亦并非仅为修《三礼》而设，或者说是修《三礼》的专利，而成为纂修五经的通则。

进而言之，如果不局限于乾隆朝设立三礼馆修《三礼》这一件事，而是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联系起来看，前三朝官修经书的情况是这样的：《易》有顺治十三年（1656）大学士傅以渐、曹本荣编纂的《易经通注》，康熙二十二年（1683）大学士牛钮等编纂的《日讲易经解义》，五十四年（1715）大学士李光地等编纂的《周易折中》。《书》有康熙十九年（1680）大学士库勒纳等编纂《日讲书经解义》，六十年（1721）大学士王顼龄等编纂的《书经传说彚纂》。《诗》有康熙六十年大学士王鸿绪等编纂的《诗经传说彚纂》，此书雍正时刊行。《春秋》有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春秋传说彚纂》，雍正年间的《日讲春秋解义》，另外，《四书》与《孝经》有康熙十九年纂修的《日讲四书解义》，以及雍正五年（1727）纂修的《孝经集注》等。由此来看除了《三礼》之外，其余经书已经在顺、康、雍三朝修过，至乾隆时只有《三礼》未修，元年诏开三礼馆修《三礼》是顺理成章的，也即完成本应完成的部分。因此乾隆元年纂修《三礼》，十三年（1748）纂修成《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其实乾隆朝也官修了其余经书，如二十年（1755）大学士傅恒等纂修的《周易述义》、《诗义折中》，三十年（1765）纂修的《春秋直解》。总之，在诸经中，《易》被纂修四次，《书》被纂修二次，《诗》被纂修二次，《春秋》被纂修三次，《四书》和《孝经》各被纂修一次，《三礼》也只被纂修一次。

应该说自清兵入关问鼎中原伊始，清廷就开始实行“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道在经中”在统治者那里已经达成共识，编纂经书则是这一文化政策和共识的具体实施。清廷在纂修诸经过程中，把它们一律平等看待，大凡官修一部经书，都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编纂班子，皇帝或御制序文，或拟定凡例亲自监修，或亲命皇子及大臣监修，这均体现了清廷对此的重视。设立三礼馆修《三礼》，与为纂修其余经书而成立的编纂班子一样，没有什么特殊意义，都是为了修书组织上的协调方便而已。因此把三礼馆的诏开，以及官修《三礼》任意拔高，并视为清代汉学以礼学为中心或被誉为汉学主轴，显然有些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