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退休的陈长璞快言快语、为人直率，不过在谈论家史时，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家的历史是一部悲壮史。”

　　口述/叶尚志 陈长璞 整理/季天琴

　　安庆江边，陈家的老屋早被拆毁，老屋的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明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提到他们的父亲陈独秀。

　　陈长璞沉浸在回忆里，面带遗憾地说，当年老屋是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有五进三个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园，大门楼有一丈多宽，俨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

　　老屋旁残留的一角是当年陈延年、陈乔年的读书室，如今低矮、破落，出门就面对着一个公共厕所。有关部门曾经在墙上镶了块“文物保护单位”的招牌，可是里面还有几家住户，住户们就悄悄地把牌子拆了。

　　这是一个被忽略、被遗忘的角落，如同安庆城的气质。很少有人记得，这个三级城市一个世纪前是安徽的省府，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这里产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孕育了一代革命者。

　　受到“托匪”的牵连，陈独秀的子女们，自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叶尚志少时离陈家故居南水关只隔几条巷子，他初中时虽偶然听说陈独秀蹲在南京“模范监狱”的消息，但没听说过他的两位公子陈延年、陈乔年的任何情况。在延安、在华北根据地的时候，他也未曾听闻过这两位昆仲英烈。

　　“知道一点信息是在解放之后，曾与陈延年在广州一起工作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老同志徐彬如直接告诉我，说陈延年是‘小列宁’”，叶说。

　　叶尚志从工作岗位离休后，多次回到故乡安庆，见到了陈松年。那时陈松年已经是79岁，骨折卧床，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只有长女长璞在身边照顾。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已于1990年过世，晚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

　　在回忆自己的父母时，陈长璞温情地说，他们都是和善、温润的人。陈松年安徽大学化学系肄业，1950年，这个原来的教书先生没有接受安庆二中的聘书，而是去窑厂做工人，谨慎的他担心，他的身份会给他带来风波——“陈独秀的儿子”带给他的不是本应的荣耀与骄傲，而是紧张与忧虑。

　　陈长璞的母亲窦珩光安徽高师毕业，来自书香门第的她坚持儿女应受教育，为了支付一子三女的学费，她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

　　“邻居们不知道我们和陈独秀的关系，如果不是政审，学校里也没人知道我是‘黑五类’子女。”陈长璞说。

　　年近退休的陈长璞快言快语、为人直率，不过在谈论家史时，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家的历史是一部悲壮史。”

　　延年、乔年

　　陈延年1898年出生，他在安庆度过了私塾、尚志小学、全皖中学的求学生活。他自小穷经究理，不苟言笑，对旧书掌故、新书知识都有兴趣。

　　他与小其四岁的胞弟乔年感情深厚。因其父陈独秀早期任皖省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恰好安徽都督袁世凯的亲信倪嗣冲奉袁世凯之命派手下打手追捕陈独秀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还声明要斩草除根。陈独秀逃亡日本，延年兄弟得到消息后后逃至怀宁乡下躲过，免遭毒手。

　　陈松年晚年回忆，他的祖父陈昔凡刚去世，灵柩还停在家中，倪嗣冲派来的一批打手突然来到家中，没有抓到人，便抄了他的家，还抢走了陈家珍藏的一批字画，并扬言要抓走陈独秀的三个儿子。

　　此时延年、乔年听说官兵要抓人，便急忙跳墙逃走。而松年那年才3岁，翻墙时不慎跌落在邻居家的澡盆里。邻家的一妇女见松年掉进澡盆后，急忙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顺势装出要给松年洗澡的样子，就这样松年才没被抓走。为此，官兵却将陈独秀的长兄陈孟吉的儿子陈永年当做陈独秀的儿子抓去了，还让他坐了四年牢。

　　1915年延年17岁，乔年13岁，由其父接到上海求学，让他们见见世面，意在培养见识，开阔眼界。两年后，双双考取震旦大学。

　　陈独秀有一种不同凡俗的性格，也表现在对两位亲子的严酷要求上。他让小兄弟俩睡在亚东图书馆发行部门的地板上，外出打工自食其力。兄弟俩勤工俭学，常常吃大饼、喝自来水，平日衣衫褴褛，面色憔悴。

　　延年、乔年的继母兼姨母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让孩子回家吃住。独秀不以为然。高君曼改请友人潘赞化从中说情，陈独秀剖析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发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事实上，兄弟二人的倔强个性也酷似其父。连经济条件宽裕、十分疼爱他们的祖母从皖抵沪来看他们，流泪要给以补助照顾，均被拒绝，两兄弟声言决不依靠任何接济。

　　陈独秀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对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并无直接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陈独秀不顾凡俗，与姨妹高君曼意气相投，终于同居结婚。陈延年站在生母高晓岚一边，对其父缺乏联系和感情。

　　在当时中外各种复杂思潮影响下，陈延年因为能阅读法文原著，曾一度信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在赴法勤工俭学之后，陈延年兄弟放弃无政府主义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在旅法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同被选为委员；后来回国在上海、广州，他是与赵世炎、周恩来齐名的革命家。

　　1923年，由于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派遣延年、乔年兄弟同赵世炎等人从法国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因国共合作的需要，陈延年等奉命回国往上海党中央报到，随即被派往广东工作。

　　回国后，兄弟俩都成为中央委员，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

　　郑超麟回忆，某次，陈延年自外地来沪，郑陪他往见总书记。原以为相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激动人，但爷儿俩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正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张椅子坐下就谈起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