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看到公牍奏疏这类体制内的正式文稿使用新名词,常常是锱铢必较的，据说一般是立刻用笔抹掉，并注上批语“日本名词！”。后来他自己突然想起来“名词”这个字眼本身就是新名词，便改注“日本土语”。

有关部门禁止外语缩略词如“NBA”、“GDP”等进入媒体，据说是为了“保护汉语”。历史上保护民族语言的纯洁性是个老话题，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过，“古文家战战兢兢地循规守矩，以求保持语言的纯洁性，一种消极的、像雪花那样而不像火焰那样的纯洁。”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像火焰那样的语言活力才是更有竞争性的因素；消极地防守、不与外界交流竞争，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光绪末叶，也就是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报刊等新式媒体开始逐渐兴盛起来。这类大量出现在新书报上的文章，大多有一个有趣的共性，便是喜欢沿用“外来新名词”。而所谓“外来新名词”，又绝大多数是来自东邻日本的汉字借词。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持《时务报》，连载《变法通议》，名声大噪，其后便在文章中使用“以太”、“脑筋”、“中心”、“起点”等直接来自日本书报的汉字借词。后来湖南人唐才常和谭嗣同办《湘报》，沿用了梁的做法，风行一时。

古文家们十分忧虑惶恐

当时崇尚文风典雅的湖南的古文家们对此十分忧虑甚至惶恐，叶德辉说，现在谈时务的人，常常“自称支那”，而明明可以用“初、哉、首、基”这些字眼的地方，一定要说“起点”。他们不想想，“支那”是当初外来的佛学对“唐土”的称呼，而“起点”是“舌人”（近代从事专业“翻译”工作的，最初往往是不会写典雅书面语的牙行买办等，因此被贱视贬称为“舌人”，大概是说他们只会鹦鹉学舌。）解释西方数学时用的字眼。这些用语要么是翻译过来的词，要么是音译出来的字眼，既不典雅，也不质朴，简直是东施效颦。

叶德辉以“典雅”、“质朴”等传统审美标准来抨击新名词，代表了当时不少士大夫的看法。不过，尽管如此，这类不加任何定义与解释的汉字借词仍然通过科举内容改制、考官的喜好等等影响了许多读书人。湖南和江西是风气最盛的，因为两地主持学务的江标、徐仁铸、吴士鉴等，都是对西学西政十分感兴趣的人，政见上也颇为激进。当时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往往被一些考生奉为秘册，希望熟读后，能用新名词来答卷，以投这类趋新的考官所好。1901年，光绪壬辰科（1892年）的进士吴士鉴任江西学政，成了当地所有读书人的大宗师，每年主持考察当地秀才以上生员的岁试（即一个地方生员的学年大考）以及向朝廷推荐“贡士”的贡试等。秀才熊元谔是当时“言西学之第一人”严复的学生，深得严的赏识。他1901年在江西参加岁试时，考官就是吴士鉴。吴称赞熊元谔能模仿梁启超的文风，用新名词答卷，将熊取为第一名。第二年，吴改赴他任，熊元谔参加江西乡试，仍中了举人。显然，喜好熊这种文风的，在江西并不只是吴这一任学政而已。

除了对考生以外，新名词也对一些朝廷的官员产生了影响。吴士鉴的同科进士，江苏武进人张鹤龄很得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任，1902年被延聘为京师大学堂的副总教习，并主持大学堂的招生考试，“各省才隽，一时并集”，实际上掌管了大学堂的全部教学事务。1903年总教习吴汝纶病逝后，他便接任了总教习之职，并延聘日本人服部宇之吉、严谷孙藏为化学、师范两馆的教习。张鹤龄本人就喜欢“以新词形于官牍”，也就是说不避讳以这类受人攻击的日语汉字借词来写公文。用新名词来写公文，在当时也形成了一种风气，各地督抚中也有招留学生进入幕府的。1903年，在庚子之乱（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役）中护驾有功的岑春煊任两广总督。他于1903-1905年之间，曾经拟过奏稿向朝廷建议，将广西的省会移到南宁。据说在这份奏稿中，岑写了“桂省现象，遍地皆匪，南宁为政事上要区，商业上中心”这样的话。后来有人认为，新名词进入呈送最高统治者的奏疏，便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到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类被叶德辉们斥为“不中不西”、“非文非质”的新名词从体制外的报刊文章进入体制内士大夫们的正式文本，似乎已经蔚为潮流。到了宣统元年（1909），甚至在最高统治者的上谕中，出现了“四万万人”这样的提法。据说，起草那个上谕的，是后来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

清廷重臣用新词反新词

对于主要由日语汉字借词构成的“新名词”进入为国选材的科举答卷，甚至官吏文稿公牍，最后甚至是上谕这样一些体制内的正式文本，清末朝廷中的一些重臣是持反对意见的。“满洲第一才子”端方，曾经支持过戊戌维新，事变后因为李莲英与荣禄的保护而未受株连。他在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与立宪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据说，有一次端方在批一位考生的课卷时，写批语道文章“有思想而乏组织，惜新名词太多”，一时传为笑谈。因为他忘记了“思想”、“组织”这些字眼本身就是来自日本的新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