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新文学中的诗歌创作，人们自然首先想到以“尝试”著称的开山祖胡适。胡适除去最早“尝试”新诗创作，出版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外，还在各种文章中，不避“自夸”嫌疑地谈及自己的诗——不足之处外，优长处也常常怕人看不明白。

　　一

　　1919年，胡适写出一篇《谈新诗》的长文。这样的文章，不大关心诗歌创作者不易写，而胡适身居其间，要写得恰到好处，似乎也不容易。可是，胡适不仅写了，还常常将自己摆进去，这就叫读者大感兴趣了。

　　说到“诗体大解放”的意义，胡适愿意以诗例来表达。“最明显的一例就是周作人君的《小河》长诗。这首诗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但是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绝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表达得出的。周君的诗太长了，不便引证，我且举我自己的一首诗作例……”说的是周作人诗的好处，例子举得却是自己诗，那么，这些颇高的评价，就完全让胡适诗作领受下来了。

　　胡适举的是《应该》一诗。诗后面还有评价:“这首诗的意思神情都是旧体诗所表达不出的。别的不消说，单说‘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可是旧体诗能表得出的吗？”这话就像是说他人的作品，并且用设问句形式来加强效果。

　　《谈新诗》第五节，胡适谈了自己对诗的看法，即:“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即使表达抽象的内容，胡适也认为“格外应该用具体的写法”。说到这里，胡适不客气，还是“举我的《老鸦》做一个‘抽象的题目用具体的写法’的例罢:

　　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在文章结尾处，他有些自嘲地说:“我们徽州俗话说人自己称赞自己的是‘戏台里喝彩’。我这篇谈新诗里常引我自己的诗做例，也不知犯了多少次‘戏台里喝彩’的毛病。”胡适“明知故犯”，除去表现了“五四”一代人勇于打破传统观念的作为，同时也表现出在新诗创作上当仁不让的应有自信。

　　二

　　胡适那本《尝试集》出版后，受到热烈追捧同时也遭到猛烈抨击，可无论哪一面，都合力促成了诗集的畅销。不过数月，一版销售一空。书店将再版时，胡适受到鼓励，写出一篇“再版自序”。比起初版“自序”唠唠叨叨叙说学习写作之艰难过程，再版自序有了“成功”的味道。对自己的作品，也格外自赏起来:“六年(按:1917年)秋天到七年底——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自此以后，《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都极自由，极自然，可算是我自己的‘新诗’进化的最高一步。”

　　略微熟悉胡适文艺观的读者大都知道，“平淡而近自然”，是他对于文艺评价的一个重要准则。这样看来，他说自己几首诗“极自由，极自然”，那是很高的评价了。为说明这种境界，胡适还列出了自己诗的一节来举证:“热极了！/更没有一点风！/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动也不动一动！”

　　经过探索，胡适认为，有时句子并非合于古人总结出的格律，可依然显得和谐，原因是其中含有“自然的音节”，也就是“近于自然的趋势”。为说明此，胡适又拿自己的诗作为例:

　　“一屋里都是太阳光，/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他说，‘我是关不住的，/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雪消了，/枯叶被春风吹跑了。”
　　这一方面是胡适对自己新诗观的说明，同时亦是对辛勤耕耘成果的自赏。

　　等把例子举完，胡适觉得自己又有些自夸了。尽管如此，他仍然感到自己诗作的一些好处未被人看出，有站出来自诉一番的必要:“有人说，‘你这篇再版自序又犯了你们徽州人说的戏台里喝彩的毛病，你自己说你自己哪几首诗好，哪几首诗不好，未免太不谦虚了。’这话说得也有理。但我自己也有不得已的苦心。我本来想让看戏的人自己去评判。但这四个月以来，看戏的喝的彩很有使我难为情的，我自己觉得唱工做工都不佳的地方，他们偏要大声喝彩；我自己觉得真正‘卖力气’的地方，却只有三四个真正会听戏的人叫一两声好！……‘戏台里喝彩’是很难为情的事；但是有时候，戏台里的人实在有忍不住喝彩的心境，请列位看官不要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