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曾风靡一时。多年来，众人都说这个口号是胡适喊出来的。对此，未见有人提出过异议。所以，说胡适反儒非孔似乎顺理成章。然而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真实的情况是要分阶段而言——胡适少年时代学儒尊孔，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一度坚决反孔，但为时不久他就改变了这种态度，并转而研究和肯定了孔子的历史贡献。胡适的晚年是在台湾度过的，有充分的资料说明，这位洋博士在为人、处事、律己和价值观上皈依了儒学，至少是完全否定了“打倒孔家店”的立场。纵观其一生，他对儒学、对孔子，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胡适的父亲是清末一位中下层官吏，名叫胡傅。他尊儒，对朱程理学也有一定的研究。并著有一篇《学为人诗》，其中写道:“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胡适不满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病逝于厦门了，“师儒所述”便成了胡适先父的遗训。胡适的幼年和少年在安徽绩溪的家乡读了九年私塾，那是清光绪年间，他在塾师的教育下不但学习了《易经》、《诗经》，更学习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孩童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学什么就会信什么，因此少年的胡适是崇儒的。据白吉庵所著的《胡适传》中说:“胡适小时候不信鬼神，但对孔夫子是崇拜的……他找来一只匣子，做圣庙大庭；又把匣子中间挖空一方块，用个小匣糊上去，作为圣庙的内堂，堂上设有祭桌，神位，香炉等物，两边又增设了颜渊、子路等神位……每初一、十五，胡适焚香跪拜。”这充分说明了少年胡适的基本文化意识是读儒和尊孔的，并为他成年后对国学的研究打下了古文基础。

　　13岁时，胡适到上海读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其思想大变，不久便成了进化论的信仰者。他二哥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意思，给原名胡嗣糜的弟弟改名为胡适了。19岁的胡适赴美国留学，26岁回国。在这七年的漫长岁月里，他说的是英语，吃的是西餐，学的是西洋文化，此间对胡适影响最深的是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思想，赫胥黎的怀疑精神，杜威的实验主义和工具主义。此时胡适已经学贯中西了，但西方文化主导了他的思想。

　　1917年胡适归国后，与陈独秀共同倡导文学革命，有风起云涌之势。他26岁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是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领军人物之一。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胡适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这一时期的胡适是非儒反孔的。也就是说他保留着少年时代学得的古文字方面的知识，而摒弃了儒学的思想内容。“打倒孔家店”，不是胡适写的一篇文章，也不是他在教学或讲演中提出来的名言。这个口号的出现，有一个小故事——成都有位名叫吴虞(又名吴又陵)的老先生，他写过《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等文章，坚决地反儒非孔，尤其是对朱程理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曾名重一时。1919年吴虞到北京拜访过胡适。在谈话中，吴虞说起了非儒反孔的问题，当时胡适正在读《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这一章，借助这个“打”字，胡适随口说了一句“打孔家店”。这句话一经传出，胡适说的“打孔家店”被加重分量为“打倒孔家店”了。这件事说明当年胡适的名望之大，影响之广。1921年6月《吴虞文录》出版，胡适于同年6月16日写了《吴虞文录序》一文，其结尾写道: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两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锤碎，烧去！

　　我向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

　　以上这段话，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坚决非儒反孔的。但是，时过不久，胡适对儒学、对孔子的态度就发生了重大变化。1930年7月，胡适发表了长达103页的《说儒》一文，这实际上是一部研究儒学的专著。他指出“儒”包含着“柔”和“弱”的意思，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儒”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他认为孔子崇尚的“周礼”并不是周代的创造，“乃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这里面含有绝大的夏、殷古文化的成分。”胡适认为孔子的出现是“儒”的中兴，他的伟大贡献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把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以仁为己任的儒’”；第二，“把柔懦的儒改变成刚毅进取的儒。”胡适说:“孔子时时提出一个‘仁’字的理想境界。”什么是“仁”呢？对此，孔子的回答有深有浅，因人而异。胡适说，“仁”就是“爱人”，“仁”就是尽人道。从胡适的全部著作上看，他在1930之后，再没有过非儒反孔的思想和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