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暴动中，大清帝国社会动荡、经济低迷，而且还要面对全民信仰缺失、礼崩乐坏，整个社会开始恢复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生态，政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几乎丧失殆尽，社会面临崩溃和解体。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宣讲”这种实效并不显著的手段，被当做了政府救命的稻草。

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暴动中，大清帝国社会动荡、经济低迷，而且还要面对全民信仰缺失、礼崩乐坏，整个社会开始恢复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生态，政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几乎丧失殆尽，社会面临崩溃和解体。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宣讲”这种实效并不显著的手段，被当做了政府救命的稻草。但实际上，这根稻草救不了大清国。

代理直隶总督张树声，要在直隶境内大搞宣讲——大力恢复宣传《圣谕广训》的“宣讲所”。

这是他在不到两年的代理期内，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就是出兵朝鲜平定 “壬午兵变”，挫败了日本的图谋。

这两件事情，都令朝野刮目相看。

这是1882年。原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因为母亲病故，回乡守丧，由他的同乡兼老部下、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代理直隶总督。

两广总督虽然也是封疆大吏、“南天王”，却毕竟与作为“疆臣领袖”的直隶总督难以比肩。直隶总督身兼北洋大臣，名为地方官，实际上已是国家领导人。尽管只是短期代理，毕竟也体现了中央对张树声的信任和器重。

于是，从风气极为开放的广州，来到有着浓郁政治氛围的京畿重地天津，张树声居然发现了天津“俗尚浮华”，“非教化不可”。一道要求大搞宣讲的指示，就在1883年的春夏之交，贴上了天津的大街小巷。

“宣讲”重来

张代总督的告示，开宗明义地指出：“为政首重训民，善俗莫先兴教。”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在天津及整个直隶，“精神文明建设”存在严重的问题，“津郡五方杂处，良莠不齐，民多嚣悍，动辄斗争，俗尚浮华，鲜至节俭，尤非教化不可。” 这种批评，似乎丝毫没有顾及因此可能给老领导李鸿章带来的尴尬。

当然，张树声还是肯定了天津最初是比较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光绪四年（1878年），原任天津县王令炳燮（即县令王炳燮），议禀举行乡甲，宣讲《圣谕广训》，业经李阁爵部堂（即李鸿章）批饬照办。”“乡甲”，就是所谓的“乡甲局”，李鸿章在天津专门设立的向百姓宣讲《圣谕广训》的机构。根据张寿《津门杂记》的记载，王炳燮经李鸿章批准建立乡甲局后，印刷发行《圣谕广训直解》、《圣谕广训十六条》等书，还制定了“乡甲约”二十条，在庵观祠宇进行宣讲。

但是，几年下来，这项重要举措却难以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张树声在告示中说：“近来讲者颇少恳切之心，听者难动信从之念”。按照这一说法，“宣讲”没能搞好，主要是因为“讲者”缺乏恳切，没有从心灵深处去讴歌和讲解，导致了人民群众难以“信从”。

其实，这并非天津及直隶一地的现象，而是全国的一个普遍问题，“朝野上下，大抵奉行故事，置之高阁”。

早在光绪皇帝登基伊始（1874年），御史陈彝就给中央写了一份痛心疾首的报告，认为全国上下对思想道德教育的疏忽，正是导致种种问题的根源。他认为，要改变这一切，只能通过加强“讲约”（宣讲圣谕）和“礼教”（规范婚礼、祭礼之类）两种办法，人民群众首先要知礼、才能守法，才不至于“寡廉鲜耻”。

新皇登基三把火，对于这种政治上完全正确的建议，自然是要采纳的。于是，中央立即指示：“令实力奉行，稗得家喻户晓”。

兼具教育部和宣传部功能的礼部，行动十分迅速，从《会典》、《通礼》等经典文献中，挑选出与百姓生活切实相关的婚丧冠服等事宜，编成《官民婚丧冠服规条》，“刊布通行，以资法守”。文件一发，也算是完成了任务。

这种完全形式主义的号召，虽然“纤细靡遗”，却毫无实效。次年，御史梅启熙再度弹劾后，中央也是无奈，在文件中坦承：“宣讲《圣谕广训》，巨典昭重，自应认真举办。乃近来各地方官往往视为具文，实属不成事体!”要求各地官员“实力奉行，并著各直省督抚学政，督饬地方暨教职各官，随时宣讲，毋得有名无实。”

到了下一年，国子监官员宝廷又报告说：“近来地方官往往视宣讲《圣谕广训》为具文，以致有名无实”，问题依旧。

其实，御史们的着急并不完全是矫情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