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庆彤（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一生两袖清风，从来不收任何形式的礼物。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61年春节前后，天津市静海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带着3万斤鱼到北京，当时国务院办公厅的人接待了他们。他们说明来意：现在国家经济困难，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吃不上鱼，他们那里产鱼，带来了3万斤，送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这个事我无权决定，就报告了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习仲勋请示总理，总理指示了两条：第一条，告诉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在困难时期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应当与群众同甘共苦，不能搞特殊；第二条，请北京市商业局收购这3万斤鱼，然后投放市场，卖给群众。不久，青海省又要送给中央一列车青海湖产的鲤鱼，总理知道后马上给青海省打电话，制止了这个行动。后来中央发了一个通报，严禁这种不正之风。

　　赵行杰（周恩来卫士）：总理到地方上考察时，总是首先交代地方的陪同同志，生活上一定不要浪费，不要搞什么大鱼大肉，鸡蛋也不要搞。记得有一年去杭州，当地农场里种有当时北方吃不到的荷兰豆。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硬塞给我们大概四五斤荷兰豆，我拒绝了，说：这绝对不行，现在给我放车上，回去我没法交代。结果到北京以后，发现这些荷兰豆还是给送到飞机上了。到家后，趁总理正面对窗户吃饭，我悄悄地从沙发后边把它送到厨房。我从厨房回来时被总理叫住了，他说：过来过来，你刚才拿的什么东西？我吞吞吐吐，也不敢说瞎话，就讲了讲事情的过程。他生气了，说：过去跟你们讲过，不准收人家任何东西，你们不听。你去把那东西称一称，到市场上打问打问价钱，照价把钱付回去。最后我们还是按价把钱给杭州汇去了。

　　高振普（周恩来卫士）：记得有一年总理陪法国总统蓬皮杜到杭州访问，蓬皮杜住在比较好的宾馆里，总理住普通招待所，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中午总理请我们在楼外楼饭店吃饭。吃完饭后，饭店的经理不要钱。我说：那不行，这是总理的习惯。经理就没怎么算账，让会计收了 10.1元。总理一听太少，就又交了10元钱。下楼时，我有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问一个年轻服务员：这桌饭大概要多少钱？他说30元钱差不多。回驻地的路上，总理说：你看他们这个作风就不好，怎么能不收钱呢？等于帮倒忙。我把仍少交10元钱的实情告诉总理后，他马上要我补上。我就拿10元钱交给接待处的同志，请他们转给楼外楼饭店。回到北京后，过了一个多月，收到楼外楼饭店写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给总理的，后面还附着账单，说总理能够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他们非常受教育。我跟总理汇报这件事时，他摘下眼镜，很认真地听，然后说了一句话：这就对了，不要搞特殊。

　　赵炜（周恩来、邓颖超秘书）：总理办公室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比如不许领导迎送、不许陪餐宴请、不许吃高级菜、不许摆烟酒水果，等等。茶是他们自备的。到哪儿参观，不许封园闭店。凡是党中央、国务院规定的，总理都以身作则，严格执行，没有特殊和例外。

　　周秉德（周恩来侄女）：新中国成立以后，周家留下来的长辈就两个人，一个是伯伯的八婶，我们叫八奶奶；还有一个是伯伯的六叔，我们叫六爷爷。六爷爷1952年过世。八奶奶生病的时候，因为算烈属，政府也给补助，但是伯伯说：她的费用由我来出。咱们淮安老家还是很贫困的，不要给县里增加负担。他一直赡养着八奶奶，在她住院的时候还专门寄钱过去。我12岁见到伯伯时，他说：你们现在是普通学生，以后工作了就是普通劳动者。不能因为我是国家总理，就想有点个人好处。在外面也不要讲和我的关系，要严格地对待自己、要求自己、锻炼自己。记得有一年放假，到了第二天还没有人来接我和哥哥秉钧、妹妹秉宜。秉钧跟老师要了信封和纸，给我们称为“七妈”的伯母写信。信封上写的是“中南海邓颖超收”，信上写着：七妈，我们放假了，因为有行李，请派车来接。下午，七妈派人找了两辆三轮车，把我们连人带行李拉回西花厅。七妈带着歉意说：“我们工作忙，把你们放假的日子给疏忽了，以后还真得记着点。”然后转过脸又批评道：“你口气还不小，让派汽车去接。那个汽车是给伯伯办公用的，你们是普通学生，怎么可以随便用？”

　　赵炜（周恩来、邓颖超秘书）：他的想法是，不论是工作人员还是亲属，办所有的事情要想到跟他的职务联系起来，不能造成任何不好的影响。总理的婶母和弟媳在淮安，生病住院的费用都是他拿工资支付。他讲得很清楚，亲属要是病重，按照普通人来治，不要搞特殊，不要浪费，一切费用由他来出。不给政府添麻烦，不让政府浪费钱，这是他一贯的思想。

　　周秉宜（周恩来侄女）：伯伯有一次去一零一中学，跟一些干部子弟说，不要做八旗子弟，应该向工农子弟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要艰苦朴素，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他要求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普通老百姓，用伯母的话说就是夹着尾巴做人。伯伯还说过：出去不要说我是你们的伯伯，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是很远的亲戚。他要求我们，凡事要服从国家利益。总理的亲属，听起来很好听，名声很响亮，实际上必须承担作为亲属的义务和责任。
　(文敬 王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