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统兵十万，开始了第五次北伐。临行前，他向蜀汉后主刘禅递上了一道奏表：“亮自表后主曰：‘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诸葛亮传》）

　　从这份申报材料看，诸葛亮的全部家产是薄田 15顷，其中包括种有800棵桑树的桑田。按汉代一顷为一百亩计（每亩折合今亩为0.69亩），诸葛亮就拥有1000多亩田产。

　　对于一个总揽军政、功勋卓著的丞相而言，这算不算多呢？据《晋书食货志》记载，西晋初年对官员的占田数量有明文规定：“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以下依次类推，“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由此可见，诸葛亮虽然官居一品，位极人臣，但他的田产仅与八品小吏的占田数相当，连“中产”也谈不上。有论者称道说：“这一点田产，以他的地位和权力，揆于三国时期的许多达官显宦以搜括民脂民膏增加私产为能事来说，就是相当廉洁和‘不贪’了。”（余明侠：《诸葛亮评传》）

　　当然，衡量一个官员是否廉洁，不是仅看其拥有财产的多寡，还要看其财产收入是否取之有道，看他对待财产的态度及所为是否符合法律道德规范。以此观之，诸葛亮不但家产收入的来源正当合法，而且戒奢从俭，把自己的物质生活降低到普通官吏的水平上，其节俭自律、甘于淡泊的风范令人钦敬。在诸葛亮看来，靠这些薄田桑树，家人勤力其中，就足够子孙衣食温饱了；而他本人在外率军作战，平日随身衣食，都靠官俸开支。就是说，家人能够躬耕自给，自己又有职务薪俸，有这两项收入，全家衣食足矣，个人唯有忘身报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何存非分之想、非分之欲？

　　所以，诸葛亮在自报财产时特别申明：一是他在外任上“无别调度”，即没有利用带兵在外的“职务之便”，巧立名目，另外征调收取财物，没有让公家为自己额外报销费用，没有授意或暗示别人给自己送钱送物；二是他平生“不别治生，以长尺寸”，即从不另外私下经营产业，来增加一丝一毫的家庭私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绝不开公司，拿干股，贪贿金，以权谋利，假公肥私；三是“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他终生坚持家庭财产的“低廉”标准，不让家中有多余的布帛，家外有多余的财产，哪怕是寸土寸金，也不积聚。《资治通鉴鉴魏纪》说：“卒如其所言。”诸葛亮谢世之后，朝廷了解到，他生前果然做到了如自己所说的那样，家无余财，可见他的自报家产，经得起问，经得起查，表明了他坦然无私的胸怀。

　　古代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是诸葛亮却破天荒地主动自报家产，这是多么可贵多么难得！我以为，这固然表现了他对后主的一片忠诚，也无不含有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倡廉意义，但最根本的还是因其高尚的人生观、道德观使然。诸葛亮主张“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诫子书》）他胸怀大志，公而忘私，追求完善的人格，强调内心的宁静，不累于物，淡泊于财。一个人有了崇高的人生价值取向，无须他人强求，不用外在约束，他就能自觉地以道德节操来节制个人的利欲和物欲，从而在物质生活上清俭自励，同时乐于接受外界的监督，达到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完美境界。
　　今日之为官者，如何使自己在物欲喧嚣的世界里保持内心的宁静淡泊，做到不贪利、不聚财，不妨效仿诸葛亮晒一晒“家产”，在外界监督下，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澹然净化。 （邓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