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国学版，今年五岁了。五岁之于人，还是儿童，但语言能力已经接近成人。“国学版”似乎就像一个人：虽然年岁不大，但却很善于表达：叙说了五年来国学的现状，包括国学复苏的态势、趋向、困惑和喜悦。国学版和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了《“国学”精华编》和《“国学”访谈录》，在我看来，恰似是为贺其“大”寿而准备的鸡蛋或蛋糕*。

　　近年来，《国学》在争辩声中渐渐复兴。这实为势所必然。“国学”之复兴，是民族的需要，是追求“非物质”、“非肢体”享受者的需要。因为非物质的精神和信仰，犹如空气和水，人人须臾皆有，时时不得离；而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从来是代代相传，难以中止，又与时俱进的。所以任继愈先生说：“这种文化的继生性特点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无法否认的。没有传统就没有今天，大家都是在旧文化基础上建设新文化。”(《精华编》2页)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自然缺少不了传统文化的营养和经验；甚至可以说，如果以“国学”为根本标记的传统文化为中国多数人所生疏，就等于没有牢固的地基却要建造摩天大厦。眼下“国学”之所以在国内微热，不是哪个或哪些人“掀”起来的，而是“当春乃发生”的。

　　过往的五年，是未来的基础和起点。《国学》专刊创办，《光明日报》之功巨矣；瞻念未来，难处不会略少。国学下一步的困难就是《国学》的困难。我相信所有关心它的人们会与之同心，一起知难而进。

　　在我看来，未来的困难不仅仅在于学术水平的提高需要时日，普及既需从上到下逐级进行，更将旷日持久，而且在于国学身处上述的当代语境需要回答一系列世界性难题。恐怕起码以下几点是未来五年首当其冲的：

　　1.国学的发展、弘扬、复兴，一要深入研究，二要生活化，因此只有学者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最需要的是社会的“自觉”。只有当中华优秀文化内化于全国人民的心里时，国学的力量才能显现出来，为全民所珍惜捍卫，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方面，需要学者关注社会，关注普及，关注民心(这也是古昔之“士”的必备品格)。只有学者的自觉才有社会的自觉；只有社会自觉了，方有学者的广阔天地。国学的纯学术化是可怕的，是违背国学的本质特征的。另一方面，国学的一些内容需要逐步进入学校教育体系，此事之难不言而喻。为此，我们再花上十年的力气行不行？

　　2.香港中文大学的刘笑敢教授说：“中国跟西方接触以来，在很多地方已经西化了。我们的大学体制是西化的，我们的学科分类是西化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受到了数学、物理、化学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或在潜意识、无意识的意义上我们实际上没有办法避免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或西方的思维概念来观察思考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中的问题。”(《访谈录》156页)所以有的学者就哲学问题分析道：“中西哲学是两个不同形态的哲学。我们不能因为没有西方以知识为中心的哲学就妄自菲薄，认为自家没有哲学，更不能用西方背景下的哲学观念硬套中国固有的哲学。哲学本无固定的形态，不同的文化背景凸现不同的哲学形态，而哲学自身也在发展变化。我们当下的工作是在现有的语境下深入挖掘中国特有的哲学智慧，而不是跟在西方哲学的后面亦步亦趋，随便比附。否则，我们将无法使我们中国传统哲学所蕴含的广大精深的智慧开显出来。”(《精华编》，393-394页)

　　这两位先生的话触及到了当前国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任何民族文化，总是从与异质文化的接触、冲撞和相互吸收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和营养的。在这过程中关键是要有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在几乎完全被动，被强势文化压得抬不起头，因而多少带些盲目性时，如果思维没有浸透自己文化的核心(宇宙观、方法论等)并通观人类历史进程，就难免穿着高跟鞋扭秧歌，按咏叹调的旋律唱《打龙袍》。但是，要做到“避免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或西方的思维概念来观察思考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中的问题”，不比附，就需真正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中去修养心性，而并非把传统文化—国学只当作谋职求生的手段。要走到这一步恐怕也需要若干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