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 路

改革开放前罗湖[LuoHu]桥就出过名。《跟踪追击》、《羊城暗哨》、《秘密图纸》这几部六七十年代的反特电影中，特务们最爱在这里出没。

实际上，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罗湖[LuoHu]桥曾见证了最早的一次“改革开放”。

1951年边境封锁后，宝安[BaoAn]县还有4000多亩耕地在香港[XiangGang]新界。宝安[BaoAn]县委向省里申请，特设了7个由木桥搭建的“耕作口”，宝安[BaoAn]的农民可以凭耕作证到新界耕作，早出晚归。由于港英政府不承认集体用地，那片土地的产权从一开始便流转到了农民个人手中。

在当地，这7座搭在罗湖[LuoHu]桥附近的木桥被老百姓称为“小罗湖[LuoHu]桥”。从那时起，深圳[ShenChou]河沿岸的赤尾村、罗芳村、沙头角村等几个村子的村民过上了白天在资本主义地盘干活，晚上回来过社会主义生活的日子。

根据宝安[BaoAn]县宣传部原副部长廖红雷的回忆，白天农民们过境时，会偷偷在牛耳朵里塞上几个鸡蛋，到香港[XiangGang]卖钱。中午在那边的农民家里看电视，到晚上吃饱香港[XiangGang]的面包再回来。

60年代初，广东省一位副省长到黄贝岭村视察，发现耕作口的分界铁丝网边上满是煲饭的铁煲和自行车。村里副书记陈天乐马上汇报说：“在香港[XiangGang]买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放在河边，不拿到社会主义这边来，这样就不会迷失方向了。”

在当时[DangShi]的罗湖[LuoHu]桥畔，“靠港”是个时髦词，任何一个[YiGe]农民都能讲出这样一番道理：香港[XiangGang]就像个臭豆腐，闻着臭，但吃着香。

1961年，宝安[BaoAn]县县委书记李福林在当时[DangShi]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支持下，曾率领全县开展了一场“利用香港[XiangGang]，发展宝安[BaoAn]”的大开放运动。

当时[DangShi]县委提出了《关于适当放宽进出口管理意见（草案）》，决定全县与香港[XiangGang]开展小额贸易，开放沿边22个公社和一个[YiGe]农场，规定出口甘蔗苗、稻草、草皮、河涌杂鱼等，以换回铁锅、肥料、火柴和煤油等紧缺物资。

经过反复研究，县委还制定了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即农民一个[YiGe]月通过罗湖[LuoHu]桥可以去香港[XiangGang]5次，每次可以带回5元钱的东西，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

根据宝安[BaoAn]县原县委副书记李定的回忆录，尽管1961年正值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但宝安[BaoAn]县没有一个[YiGe]人饿死，生产搞得最好的翻身大队，1000多人仅余粮就交了2万斤。依靠“靠港”政策，一些村庄的生活水平远高于内地。据说，这些村子里没有人打光棍，就算是残疾的村民也可以娶到内地嫁过来的漂亮姑娘。

廖红雷这样解释那场“大开放”的初衷：“当时[DangShi]一心想保证不饿死人，根本没想到跟香港[XiangGang]人做生意违不违反中央规定之类的问题。”

当时[DangShi]，通过罗湖[LuoHu]桥过境贸易的农民经常哼唱这样一首山歌：“小额贸易无日闲，家家户户都上山。草皮禾杆都有用，耕田好过去过番。”

另一方面，宝安[BaoAn]县在文化开放上也成了先行者。李福林开始邀请中央、省、市的一些歌舞团到深圳[ShenChou]戏院演出，以吸引港澳同胞前来观看。史料显示，当时[DangShi]戏院的广告甚至打到了香港[XiangGang]，而香港[XiangGang]的一些影视公司也开始走过罗湖[LuoHu]桥，在宝安[BaoAn]县取景拍摄电影。

事实上，就在60年代初期，广东省委领导曾在二沙岛面陈毛泽东，表达过对外开放的建议。但随着极左的泛滥，很快广东省委便以“打击投机倒把”为由，叫停了宝安[BaoAn]县的举措。

其后，宝安[BaoAn]县委抽调80人组成了工作队专门搞“四清”，把边境小额贸易、过境耕作探亲、“三个五”政策等，当作“慕洋、向洋、靠洋”来批。“大开放”的首倡者李富林也因此获罪入狱。

狱中的5年，这个老人被数次批斗，每天的伙食只是两小盘稀饭，两腿也出现了严重的浮肿，体重从150斤减到了90斤。但当年受惠于对港开放政策的一些宝安[BaoAn]县百姓并没有忘记他，他们经常偷偷把做好的荷包蛋、瘦肉头送进监狱，并坚持呼吁解放李富林。

“每天吃饭前要跳忠字舞。你本来是哭的你都要笑，你吃饱没有，没得吃，你说吃饱的，都是吹的嘛。”廖红雷这样回忆“文革”时当地农民的生活状态。

1980年8月26日，修改了13稿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上获准通过。《纽约时报》以节制的语调对此做出评论：“铁幕拉开，中国[ZhongGuo]大变革的指针正在鸣响。”

宝安[BaoAn]县的改革随之重启。过境耕作的农民将稻田改成种蔬菜，并建起了20万只的养鸡场。当时[DangShi]主导改革的宝安[BaoAn]县委副书记李定事后回忆：“20万只鸡啊！按当时[DangShi]的规定，5只鸡就是资本主义，要不是中央支持，我都几千几万个资本主义了！”

很快，罗湖[LuoHu]区的罗芳村、渔民村、渔农村等靠小额贸易发展起来的村庄都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村”。

1984年，薄一波两次到罗芳村视察。已调任罗芳村村支书的陈天乐向薄一波汇报说：“我认识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应该是人民的生活大大地改善，过去我们体会不大，现在才是社会主义。”

这年年底的一个[YiGe]周末，离春节已经近了。正在罗湖[LuoHu]区委宣传部办公室里加班的廖红雷接到了市委办公厅的紧急电话，他被告知罗芳村发现反动标语。

廖红雷慌忙骑着单车穿过黄贝岭、沿着坎坷不平的泥路往罗芳村赶，直奔村支书陈天乐的家里。

“罗芳人富起来了，感谢都来不及，怎么会有反动标语？”陈天乐皱紧了眉头。

俩人找遍全村，在一片快要倒塌的旧墙上发现了一个[YiGe]残破标语。果藤和青苔中间，依稀露出“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字样。他们很快把标语铲掉，还不放心，又刷了层石灰。

5天后，邓小平来到深圳[ShenChou]，并视察了后来闻名全国的渔民村。过了很久，廖红雷才知道市委本打算安排邓小平多视察一个[YiGe]点，正是罗芳村。

“如果小平同志来了以种蔬菜致富的罗芳村，也许报纸就不会把深圳[ShenChou]写成从一个[YiGe]小渔村发展起来的了。”廖红雷感叹道。后来他还写过回忆文章，专谈小平与罗芳村的“擦肩而过”。

1988年，据罗湖[LuoHu]桥不远处的和平路上，一栋海关单身宿舍楼被用镜面玻璃重新包装起来。在这栋改装的写字楼里，搬进了一家名为万科的公司。

这一年的11月，还只有137名员工的万科首次参加土地拍卖，以2000万元的昂贵代价拿下深圳[ShenChou]威登别墅地块，由此杀入房地产业。公司的老总叫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