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周恩来在哪里官方的《周恩来传》与《年谱》都语焉不详。还是周恩来晚年自己讲了出来。1973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ShangHai]。那天上午，周恩来来到上海[ShangHai]大厦18楼等候外宾，在贵宾室，他走上外边的阳台，俯视着黄浦江和外白渡桥，旁边有一座英国式的老建筑，是浦江饭店。周恩来告诉上海[ShangHai]陪同人员……

　　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共产党[GongChanDang]历史上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ShangHai]开始捕杀共产党[GongChanDang]人，实行“清党”。

　　这个时期，正是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并肩战斗的国民党[GuoMinDang]人和共产党[GongChanDang]人为何突然变成仇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有政治的原因、党派的原因，还有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内。如果详细叙述，既烦琐又不得要领。其实，两党的国民革命观念从开始就是不一样的，这导致了工农运动中一系列的冲突。当革命和北伐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要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国民党[GuoMinDang]对共产党[GongChanDang]就不客气了。

　　国共“分家”是早晚的事

　　国民党[GuoMinDang]本来是个组织松散的政治团体，孙中山一直想用暗杀、暴动等手段推翻清王朝。由于没有坚强的组织和自己的军队，清朝瓦解之后，军阀势力取而代之。没有军事实力的孙中山只好把大总统拱手让给袁世凯，民国又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孙中山想依靠广东军阀战胜北洋军阀，结果又以失望和逃亡告终。这时，苏联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并指示中国共产党[GongChanDang]与其合作。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苏联帮助下，组建国民革命军。

　　在孙中山最危难的时候，蒋介石来到他的身边，成为他最信任的干部。1923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安排下，孙中山派蒋介石和共产党[GongChanDang]员张太雷等4人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

　　蒋介石从苏联取经回国，创建了黄埔军校，在此基础上组建国民革命军，并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体系，建立了国民党[GuoMinDang]党代表制度。国民党[GuoMinDang]开始有了自己的武装，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但是苏联之行，使蒋介石得到一个切身感受：“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GuoMinDang]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这是他日后决意铲除共产党[GongChanDang]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GongChanDang]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与国民党[GuoMinDang]不同的是，共产党[GongChanDang]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服从国际的路线，接受国际提供的经费，在领导人的安排上，更是完全听命于国际。这个起点对中共后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指导下形成的几次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共产党[GongChanDang]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ShangHai]法租界里秘密举行的。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共只能秘密发展。1923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来中国，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GuoMinDang]，确立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并与中共领导人磋商，使孙中山接受共产党[GongChanDang]人跨党加入国民党[GuoMinDang]，实现国共合作。

　　有了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GongChanDang]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大批革命青年投入黄埔军校，一些著名的共产党[GongChanDang]员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更多的共产党[GongChanDang]员深入城市乡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人[GongRen]运动和农民[NongMin]运动。

　　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的农民[NongMin]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千百年来，统治乡村的都是地主和乡绅。美国学者费正清写道：“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也可能出现的大绅士，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如修桥梁，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筹措学校和书院的费用，发起和印刷地方志……”然而，并非所有的地主乡绅都这么乐善好施，也有一些地主豪绅称霸乡里，无恶不作。他们侵夺穷人田产，放高利贷，压榨佃户，把持宗祠，勾结官府。

　　当共产党[GongChanDang]开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起农民[NongMin]运动，群众抑郁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对土豪劣绅，农民[NongMin]采取吃大户、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罚款的手段，直至公审枪毙。一时间搞得天翻地覆。

　　其实，大多数农民[NongMin]天性憨厚老实，只要有几亩田能维持生计，一般不会去造反。特别是打人杀人这样的暴烈行动，轻易不会去做。共产党[GongChanDang]要发动和组织农民[NongMin]起来反抗地主和官府，是很不容易的。

　　农民[NongMin]运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只要是造反，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了。这一来搞得乡里大乱，地主乡绅头等的跑上海[ShangHai]，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四等的跑县城。他们到处制造舆论，咒骂农民[NongMin]运动是“痞子运动”。

　　乡绅的舆论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关注。主持湖南农民[NongMin]运动的李维汉(罗迈)晚年在回忆录中承认：“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 , 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本人就是大教授，他对农民[NongMin]的造反是很不赞成的，也不愿意因 此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1926年底，他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多次谈话 , 要李采取措施限制农民[NongMin]运动的发展。在1927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陈指责农民[NongMin]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遵照陈的指示，湖南党组织在1927年初进行了“洗会”，把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农会，以平息国民党[GuoMinDang]内的不满。

　　农民[NongMin]斗争地主，毛泽东是完全支持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NongMin]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NongMin]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有土必豪，无绅不劣。”

　　毛泽东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陈独秀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支持毛泽东，他要求把毛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并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序：“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NongMin]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 , 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农民[NongMin]在乡村里造反，工人[GongRen]运动更是热火朝天。共产党[GongChanDang]在各城市成立工会，领导工人[GongRen]与资本家进行斗争。长期以来，工人[GongRen]的劳动强度极大，工作环境和各种保障极差，工资非常微薄，多数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实际生活水平未见提高，反而下降。各工厂工作时间每天都在10小时以上，有的更是“自鸡鸣以至夜半，自岁首以至年终，无向晨昏，无向寒暑”。加以民国初期军阀混战，造成交通阻塞，工厂倒闭，失业严重，工人[GongRen]真是痛苦不堪。

　　工人[GongRen]运动使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和反感。1926年11月，上海[ShangHai]民族资本家荣宗敬联合同业致函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对于汉口工潮表示不满，认为“增加薪资，减少工作，而服务未见勤奋，出品未见优良”，担心这样下去，“驯至层波叠浪，愈演愈烈，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为何如景象!”

　　在这方面，国民党[GuoMinDang]人与民族资本家的立场是一致的。在汉口的国民党[GuoMinDang]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分析工运问题说：“工人[GongRen]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本国的大资本家并不很多。在武汉许多大企业都是外国人经营，我国资本家经营的大企业很少。今日要增进我国工人[GongRen]利益，必须劳资协作来抵抗外国的经济压迫，要在劳资两利中去求取工人[GongRen]的利益……现在共产党[GongChanDang]动辄以罢工手段来对付本国资本家，无异摧残我国幼稚之工业发展。工厂关闭，工人[GongRen]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纵然以罢工手段对付外国企业家，罢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资撤退，我国工人[GongRen]必然要遭受失业的痛苦。”

　　这样，国民党[GuoMinDang]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与共产党[GongChanDang]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国民党[GuoMinDang]的主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共产党[GongChanDang]则是按照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要以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种大方向的不合，预示着国共合作早晚要分家。而工人[GongRen]运动则成为国共分裂和政治斗争的导火线——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在江西赣州枪杀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成为一个重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