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MaoZeDong]专门回信，借机教育全党全军

　　林彪[LinBiao]的这种悲观情绪，在当时的红军中比较普遍。因此，毛泽东[MaoZeDong]决定用回复林彪[LinBiao]来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毛泽东[MaoZeDong]选择林彪[LinBiao]作为“说服”对象有两个原因：一是林彪[LinBiao]的悲观情绪存在时间很长，而且不断反复，经常会出现苗头，尤其在革命暂时遭受挫折的时候；二是基于毛泽东[MaoZeDong]与林彪[LinBiao]之间的特殊关系，林彪[LinBiao]拥护毛泽东[MaoZeDong]，毛泽东[MaoZeDong]也欣赏林彪[LinBiao]的军事才能。为此，批评、说服林彪[LinBiao]，体现了毛泽东[MaoZeDong]对林彪[LinBiao]的爱护和帮助，并可借此教育所有持这种情绪的其他同志，而不至于影响党内团结。

　　1月5日，利用难得的短暂战斗间隙，在古田赖坊一家店铺的阁楼上，毛泽东[MaoZeDong]秉烛夜书，写下这封六七千字的长信。

　　针对林彪[LinBiao]信中的观点，毛泽东[MaoZeDong]直奔主题批评道：

　　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你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的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

　　对于林彪[LinBiao]悲观主义思想的根源，毛泽东[MaoZeDong]认为是因为他没有认清中国的政治形势。毛泽东[MaoZeDong]要求党内同志和红军指战员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要认清下面几点：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二、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本质。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毛泽东[MaoZeDong]在回信中，恰到好处地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他断言：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情况，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不远了。

　　在信的末尾，毛泽东[MaoZeDong]以革命家磅礴的激情和火热的语言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的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来到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MaoZeDong]把信写完后，不仅把信送给林彪[LinBiao]，还要求红四军政治部把这封信公开印发，供全军阅读和学习，以教育红四军所有党员和指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