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毛泽东确定了和平[HePing]解决台湾[TaiWan]问题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的第三部分中，专门谈台湾[TaiWan]问题。他指出：“和平[HePing]解放台湾[TaiWan]的可能性正在增长。”“自从我们发出争取和平[HePing]解放台湾[TaiWan]的号召以后，在台湾[TaiWan]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已经有不少人表示了他们的爱国愿望。”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愿意同台湾[TaiWan]当局协商和平[HePing]解放台湾[TaiWan]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TaiWan]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周恩来选集》下卷）

　　中共政策的变化，对国共[GuoGong]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参加过国共[GuoGong]谈判的人士都认为，新一轮的国共[GuoGong]两党谈判一定会到来。其中渴望和平[HePing]的章士钊更是激动不已，他向周恩来总理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JiangJieShi]做工作，沟通与台湾[TaiWan]的关系，争取实现国共[GuoGong]谈判。

　　章士钊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无党派人士，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早年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的爱国学社，与邹容交情甚深。20世纪初，他在日本东京结识了孙中山，两人常在一起共谋国家大事，但他婉拒了孙中山请他加入同盟会的要求。他主张读书救国，因此不参加任何党派。辛亥革命后，章士钊先后任《民主报》主笔，南北议和时的南方代表，段祺瑞执政时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1927年为营救李大钊而积极奔走。从1933年起在上海做律师，并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抗战时期，他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国共[GuoGong]第二次和谈时，章士钊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HePing]谈判代表团成员之一。同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打通与台湾[TaiWan]的关系，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蒋介石[JiangJieShi]写了一封信，信中对国共[GuoGong]第三次合作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意见：第一、除了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TaiWan]的人事安排、军事大权等仍由蒋介石[JiangJieShi]管理；第二、如台湾[TaiWan]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TaiWan]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JiangJieShi]的意见和台湾[TaiWan]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GuoGong]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还说，奉化蒋氏墓并不像有些港台报纸上所说的“已在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运动中荡然无存”，而是“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欢迎蒋介石[JiangJieShi]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程思远《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信件，身负重任来到香港，找到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化宣传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同他谈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HePing]解放台湾[TaiWan]的方针政策，并请他将中共中央的信转交蒋介石[JiangJieShi]。许孝炎知道事关重大，立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总统府，亲手将信件交给蒋介石[JiangJieShi]，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详尽报告。蒋介石[JiangJieShi]听后，再展开信，反复看了几遍，他注意到信中已不再称他是“头号战争罪犯”，也没有要求他“投降”之类的语言。他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周恩来在公开场合反复提到“争取用和平[HePing]的方式解放台湾[TaiWan]”，呼吁“国共[GuoGong]第三次合作”。他明白他必须正视这一形势，但真正下决心也不是很容易的。他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任何表示，于是和谈搁浅。以后章士钊又分别于1962年、1964年两次赴港，为促进国共[GuoGong]和谈奔走呼号，均无结果。

　　蒋介石[JiangJieShi]要价太高 宋宜山出使无果

　　国民党在大陆[DaLu]时曾与中国共[GuoGong]产党两次合作，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由于蒋介石[JiangJieShi]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导致两次国共[GuoGong]合作的破裂。现在，共产党不计前嫌，又伸出和谈之手。蒋介石[JiangJieShi]经过一年的考虑，他终于决定从海外派人去祖国大陆[DaLu]做一次试探，了解中共的真正意图。他认为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至于为什么要从海外派人去，有人说是“为了留有后路，将来进退自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