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编辑工作外，老林还有大量译作问世，尤以他主持翻译的《林肯传》(桑德堡著，三联书店1978年版)最为著名。许多书乃至大学教材引用的林肯《葛底斯堡演讲》，译文皆源于本书，他的译文几乎成了这篇划时代演说稿的标准汉译。这本书文笔生动，感人至深，多次再版以至上百万册。由于该书译者用的是笔名“云京”，故无人知晓此乃林穗芳的杰作。

　　为了完成出版[ChuBan]任务，编辑们可谓殚精竭虑。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人民出版社[RenMinChuBanShe]用副牌三联书店名义，集中组织翻译出版[ChuBan]了一批所谓新老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作为“反面材料”，因封面一律用灰色纸，不加任何装饰，大家习惯上称之为“灰皮书”。这本来是为适应当时[DangShi]中苏论战的需要，却为广大学者打开了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积累了大量有用的思想资料。“灰皮书”到1980年先后共出版[ChuBan]了200多种，其主要组织者张惠卿，目前虽已耄耋之年却依然挺拔伟岸、步履矫健。“灰皮书”中最难获得的原著是托洛茨基的作品，因为苏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把他的全部著作清除干净了，持有托洛茨基的著作甚至是有罪的。

　　论战已起，任务紧迫。邓小平说:“赫鲁晓夫诬蔑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非写文章反驳不可。”毛泽东特别批示，要尽快把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翻译出来参考。张惠卿几经周折，终于从上海市公安局的一间仓库的角落里，找到了1952年12月国内“肃托”时收缴的一些托著的中译本，这批书已被尘封十年了。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的刘仁静，当时[DangShi]被安排在人民出版社[RenMinChuBanShe]任特约翻译，建党之初，他也曾是李达创办的人民出版社[RenMinChuBanShe]的一员。1929年，刘仁静从苏联回国途中，曾秘密到土耳其去拜访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的托洛茨基，后因成为中国托派，命运多舛。当他得知托氏原著无处可觅，便主动将他保存了三十多年、托洛茨基本人赠给他的七卷《托洛茨基文集》原版奉献出来，让张惠卿大喜过望。1986年10月间，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次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在北京师范大学附近自东向西穿越马路，被一辆由北向南急驰的22路头班公共汽车撞出七米开外，送到医院抢救无效而去世。

　　人民出版社[RenMinChuBanShe]也曾有许多曲折，这与国家的政治气候息息相关。曾彦修就是一例。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题为《党内也有右派　曾彦修蜕化变质了》的长文，他也成为反右运动开始后从党内揪出的第一个“右派”。文中说:“曾彦修有如匈牙利的纳吉，他6月2日答人民出版社[RenMinChuBanShe]黑板报记者问，就充分说明了他的‘纳吉’身份。”“在这篇向党进攻的答记者问中，他污蔑党‘原来和广大群众矛盾如此之深’！‘怨声载道，人民对当权的政党不满而愤怒’。”那天下着小雨，一夜之间从一个党的负责干部变成“党的敌人”，曾彦修当时[DangShi]的心情应该比天空还要阴暗。粉碎“四人帮”后，云开雾散，曾彦修重新回到领导岗位，1979年出任人民出版社[RenMinChuBanShe]总编辑，1983年任社长。

　　1969年9月，为响应“五七指示”，人民出版社[RenMinChuBanShe]的大多数干部群众及其家属，都被遣送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湖北咸宁为“千桥之乡”，汀泗桥、贺胜桥都在咸宁，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在这里浴血奋战，分别被誉为“铁军”、“钢军”；人民出版社[RenMinChuBanShe]的一群文化人则在这里战天斗地，百炼成钢。人民出版社[RenMinChuBanShe]的“头号走资派”王子野，与另外三名“牛鬼蛇神”去汀泗桥镇拉木柴。运输工具是一辆较大的平板车，满载木柴，颇重。四人都是文弱书生，比较起来王子野还是最壮的。于是他自告奋勇在前掌把，另三人在车后辅助，上坡时推车，下坡时往后拉紧绳子减速。一路无事，快到驻地时遇一急坡，三人一下没拉住，平板车如脱缰野马，推着王子野向坡下的田里冲去。眼看车毁人亡，离公路边仅一尺多远的一根树桩，将车轮卡住了。这位原社长、总编辑兼党委书记才得以幸免于难。

　　往事如昨，伴随我们走过风雨的这座办公楼马上就要拆除了。原址新建的办公楼一定雄伟壮观，至少楼梯不必如此曲折。不过，正因为曲折，才有了探索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