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将军像

　　1941年1月，北移的新四军[XinSiJun]军部行至皖南[WanNan]，遭到国民党[GuoMinDang]军八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XinSiJun]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9000多人大部牺牲和被俘。政委项英遇难，军长[JunChang]叶挺孤身下山谈判，被无理扣押。

　　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是抗战中国民党[GuoMinDang]顽固派制造的一出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事变[ShiBian]发生前，新四军[XinSiJun]这支整编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八省游击力量的抗日武装，在受到国民党[GuoMinDang]政府种种限制而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坚持斗争，成军三年历经1200多战，把敌寇的后方变成了前线。

　　叶挺被扣押后，拒绝蒋介石[JiangJieShi]的威逼利诱，身陷囹圄五年，方得获释。出狱第二天，这位一度脱党的北伐名将立刻写下入党申请书，请求重回党的怀抱。

　　事变[ShiBian]一周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XinSiJun]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JunChang]，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全军共9万多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事隔70年，人们已经很难想象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的惨烈。为了探究那场千古奇冤，记者来到了安徽泾县西南的茂林镇。

　　茂林地处青弋江畔，是一个[YiGe]距县城35公里的山区古镇。以现在的眼光看，这里山清水秀，堪称胜景。盛世好风景在乱世却是征战地。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发生七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茂林谭家桥遭到国民党[GuoMinDang]军队的围追堵截，红七军团的军团长寻淮洲就牺牲在此。

　　历史惊人的巧合，七年后，茂林又成了国共鏖战之地，被困于此的，是新四军[XinSiJun]军部和皖南[WanNan]部队。

　　下山谈判

　　1941年1月13日，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发生第七天，茂林石井坑好似滴入水的油锅。

　　弹雨的声音由“嘘，嘘”（远弹）变成“切，切”（近弹），肆无忌惮地从新四军[XinSiJun]军长[JunChang]叶挺身边飞过，但他仍像一座钢人那样巍然站在山坡上，手持望远镜，观敌瞭阵。

　　东流山上的火光渐熄，叶挺有些绝望，这已经是该阵地第三次失守了。作为一个[YiGe]军事家，他深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随后，香炉墩、象形山又相继失守，这片山谷中的阵地已经彻底失去了屏障，指挥所成了各方攻击的目标。

　　“军长[JunChang]。”副参谋长周子昆再次建议，“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了，拼到最后一个[YiGe]人总不是办法，能保存一份力量，还是保存一份吧。”

　　残阳如血，叶挺一声不吭。几天来，他指挥部队在重围中苦苦支撑，一直希望党中央向重庆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GuoMinDang]顽固派解围。

　　恰在此时，党中央前一天发出的电报，经华中局转达，发到了石井坑。电报上说：“重庆交涉恐靠不住”“你们不要指望，一切靠你们自己[ZiJi]”“如有可能似以分批突围有利”。

　　叶挺反复咀嚼着电文，他的愿望已经落空，只好按照中央的指示，把这支军队解散，让他们各自为战，自寻出路，转移到江北。

　　夜间，十几个号兵同时吹响了开饭号——这是突围的信号，被围在石井坑的哀兵从四面八方冲了出去，在血肉横飞中杀出了一条条血路。

　　天麻麻亮的时候，叶挺和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一行借着雾气翻过火云尖，来到了一条狭窄的深谷——西坑。这里三面高山渺无人烟，只有一个[YiGe]谷口与外界相通，国民党[GuoMinDang]第108师师部恰恰驻扎在谷口外的村庄。显然，这是一条绝路！

　　叶挺到底是在此地“被俘”还是“被扣”的，党史界一度说法不一。解放后出版的许多党史著作，都说叶挺在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中“负伤被俘”。研究皖南[WanNan]事变[ShiBian]多年的房列曙教授访问了叶挺身边的八位当事人，最终认定，“被扣”的提法更为确切。

　　据多位受访者回忆，到西坑时，叶挺身边又集中了千余人，人们看到军长[JunChang]，就仿佛回到了已经不复存在的“军部”，放心地呼呼大睡起来。这种情况下，叶挺拒绝了随战斗部队先走的建议，坚持与这些战斗力较弱的人守在一起。

　　数九寒天，这么多干部困在这里，不被敌人消灭，也会冻饿而死。正犯愁时，国民党[GuoMinDang]第108师的一位排长举着白旗从山口跑来，声称“自家人不打自家人”，要新四军[XinSiJun]“派一位代表出去商量办法”。民主人士林植夫和国民党[GuoMinDang]第108师素有旧交，自告奋勇前去谈判，但他下山后就音讯全无。

　　这时，敌人又往山上打起了乱枪。叶挺不躲，反而打开手杖上自带的折叠椅坐了下来。“我不躲，我抗日犯了什么罪？惹得他们用机枪、大炮来打我？我死了就好，不死就到重庆去找蒋介石[JiangJieShi]，让他枪毙我。”他吼着说。

　　这样耗下去终究不是办法，干部们开会商量对策时，饶漱石提议由叶挺下山去见一见老熟人——108师师长戎纪五，看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

　　叶挺回答说：“我们现在是败军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条件谈判。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再去也是步林植夫的后尘。”

　　“敌人没有放松的迹象，除非让敌人得到一定的满足，才有可能放松突围。”饶漱石见叶挺不答应，又提出由自己[ZiJi]去满足敌人，保全叶挺。叶挺当然不会同意，他早就恨不得“以一死为部曲赎命”，怎能让别人去送死。沉默了一会儿，叶挺说：“是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

　　傍晚，山下来了国民党[GuoMinDang]军108师的一个[YiGe]排和52师的一个[YiGe]巡逻队，都说是来接叶军长[JunChang]下山谈判的，两下竟然为了争夺叶挺吵了起来。这也难怪，当时蒋介石[JiangJieShi]已经开出十万大洋的重赏，要生擒叶挺、项英，双方为了争功自然打得不可开交。

　　虽然明知是陷阱，叶挺还是下山了。下山前，叶挺站起身，把手杖折叠起来，扔下深渊。

　　这支手杖是叶挺在德国时一位友人所赠。平时是一柄普通的手杖，在野外训练时或战场上站累了，只要将抓握的地方打开，往地上一插，就可以当凳子坐。在紧急情况下，只需拉开手杖上的铜环，装上子弹，转眼就变成了一支左轮单发步枪。叶挺对这支手杖非常珍爱，从不离身。在临下山前扔掉手杖，叶挺实则早已心知凶多吉少。

　　到了108师师部，情况果然生变，接待叶挺的是52师副师长朱惠荣。原来，为防止108师“出事”，和叶挺关系甚好的戎纪五早被架空了。

　　至今仍有人对饶漱石让叶挺下山谈判一事表示怀疑，房列曙认为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饶漱石当时虽然没什么名气，也没怎么打过仗，但他是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项英离队后，党中央来电指示：政治行动由饶漱石负责。1月12日，毛泽东等又明确指示“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所以，饶漱石代表党叫叶挺下山，也就顺理成章。

　　“爬山爬到半山腰”

　　下山前，叶挺一再对饶漱石说：“你是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你将来要向党替我证明，并不是我动摇。”

　　饶漱石拍着胸脯说：“不是你自己[ZiJi]要去的，是党派你去的。在座的同志中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都可以向党中央报告。”

　　叶挺为何如此谨慎？主要是鉴于大革命后脱党十年的教训。叶挺离开过党，走过弯路，这是他一生苦闷的根源，也使他更怕被党误会。

　　叶挺为什么会脱党？耗时八年为叶挺做传的李杞华对记者说：“这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又一力证。正如叶挺自己[ZiJi]所表白的，对军人来说天职和人格重于生命，他爱惜自己[ZiJi]的名誉，容不下一粒沙子。”

　　论资历，叶挺是北伐名将，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是共产党早期职务最高、最受信任的军事将领之一。党的“八七”会议前后，南昌、秋收、广州这三大起义都离不开叶挺和他的铁军。但叶挺在莫斯科愤然脱党，却注定了他“六面碰壁”的命运。

　　广州起义后，叶挺是第七个受处分的人。罪名是“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而“消极”的罪名，大致源于起义中他曾提出放弃城市，及时撤往农村的正确建议。

　　在北伐中一路高歌猛进的叶挺，自南昌起义以来却成了败军之将，承受着一连串失败和强加于他的罪名，这让他夜不成眠，咯血不止。党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休养治病，同时继续讨论广州起义。

　　在莫斯科，叶挺抱病写了一篇关于广州起义的材料，向第三国际提出申诉。然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信奉“城市中心论”，给叶挺扣了个“政治动摇”的“大帽子”。

　　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期间，叶挺被支到黑海边去疗养。虽然“六大”肯定了广州起义，却没有为参加起义的领导人平反。这回，叶挺的倔强脾气上来了，他要求共产国际在一个[YiGe]月内，对他的功过是非做出公正结论，否则，将自行离开莫斯科。

　　此信一去杳如黄鹤，叶挺便真一气之下到德国去了。脱党之后，一向以“振世污，起衰弱”为己任的叶挺，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在柏林，他甚至一度厌世，参加了素食组织，令朋友们既震惊又心疼。

　　其实，广州起义中很多人都被扣了“大帽子”，叶挺并不是受委屈最重的一个[YiGe]，如果他不脱党不是更好吗？李杞华认为，就叶挺倔强且自尊心极强的个性来说，在当时做不到。党内和叶挺有生死之交的周恩来就曾语重心长地规劝他说：“干革命不必自我。”

　　叶挺脱党这段公案，直到1944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才做出了公正的结论：“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做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脱党后，漫长的十年中，一代名将叶挺竟然没有“再就业”。

　　李杞华分析说，这十年间国共分立，叶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为国民党[GuoMinDang]，要么为共产党服务。前者对他大献殷勤，叶挺不为所动；后者忙于反“围剿”，无暇邀请他。回到党的队伍和老战友身边，叶挺可说是“做梦都想”。但一提起对自己[ZiJi]脱党“人家会怎么样看”，强烈的自尊又束缚着他，令他的苦闷愈发强烈。特别是“九一八”事变[ShiBian]之后，叶挺身居澳门，焦急地寻觅着抗日报国之门，却备尝政治上无所依托之苦。

　　提起这个教训，叶挺后来曾在延安的欢迎大会上反思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前走，坚持下来了，但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