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是谁激发了“匪乱”

　　会党起义[QiYi]，怎么会如此迅速地在广西[GuangXi]遍地燎原呢？

　　光绪二十年二月十四日(1894年3月20日)，当时[DangShi]的《岭东日报》在一篇题为《论广西[GuangXi]匪乱之难平》的文章中，只寥寥数语便点明了广西[GuangXi]“匪乱”蜂起的真实缘由：

　　(广西[GuangXi]之乱)其起也，无非激于官吏之贪劣，赋税之苛刻，水旱饥馑之交加，而饥饿之迫身，不得已为此揭竿斩木之举，以求幸免于万一。是人民之乱，因非民之所愿，乃朝廷之粃政，官吏之朘削有以使之然也，亦安足全为民咎哉！

　　素以“八山一水一分田”著称的广西[GuangXi]，耕地本来就不多。据统计，1887年时，广西[GuangXi]全省人口750万，却只有耕地896万亩，人均1.19亩。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贪得无厌的地方[DiFang]官僚和有权有势的土司、豪绅大肆兼并土地，占去了大部分民田。为数众多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失去土地，大量沦为佃农、雇农和无业游民。特别是大量的无业游民，除结帮劫财，无他路可走。

　　财政上，广西[GuangXi]本来就入不敷出。据史料记载，宣统三年，正册广西[GuangXi]岁入库银453万两，岁出库银584万两。还有附册，应办的行政支出44万两，地方[DiFang]行政支出42万两。一年收支相抵，尚欠200多万两。1900年“庚子赔款”，又将30万两白银摊派到广西[GuangXi]头上。广西[GuangXi]巡抚[XunFu]为此大呼：“广西[GuangXi]民贫地瘠，罗掘已空……民力断不能支！”

　　“断不能支”，却一定要支！官府只得再增捐税——酿酒、榨糖、榨油须领执照，每年各抽银20两；旧契补税，新契一律纳税；各押店领营业执照，每帖收银400两，帖费20两，每年另捐银200两；增加蓝靛、蚕丝、牛皮、糖等项厘金；招商承包开赌……

　　吏治更是昏庸腐败到了极点。据《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记载：广西[GuangXi]巡抚[XunFu]黄槐森“在任(1897~1901年)之时，吏事毫不考求，用人唯凭贿赂”。这位巡抚[XunFu]大人还有一个特殊嗜好——喜欢听“祥瑞”之言，讨厌闻“盗贼”之名。为投其所好，各州县官员“望风承意”，“相率讳盗”，争相向“黄大人”报告各自辖区“歌舞升平”盛景。

　　遇到“多事”的百姓[BaiXing]遇劫报案，或抓获盗贼送至官府，不喜闻“盗贼”之名的官吏们便以种种“规费”敲诈——开堂审案处理民事诉讼，诉讼人先要到门房交“铺堂钱”二三千文不等，告官则另取三千文。开审要“站堂钱”、“灯烛钱”，结案又要“消案钱”。如此办案，结果往往是“贼未惩办，事主已先破家”。于是，当时[DangShi]社会上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善良者甘受匪害，不敢控官；狡黠者便与匪通，以求自保”。

　　欺软怕硬的官家，对“匪”充耳不闻，对百姓[BaiXing]却比“匪”更狠。南宁知府惠荣所至“动辙押勒”，“其兵勇下乡，往往牵人牛只”，“先后所夺牛只约以千计”。平乐[PingLe]知县徐步瀛放纵儿子及门丁“干预公事”，“办理团练，任意苛派，动辄监押；又倒悬人手足于木架上，或重杖而洒以盐水”，“种种酷刑，无非为索贿不遂而设”。永宁州(今永福县一带)州官李鸿宾外号“李五百”，恶名远扬。其办案动辄打屁股，有理无理先打五百板，经常打完还不知道被打者姓甚名谁。

　　面对如此腐败的吏治，连广西[GuangXi]巡抚[XunFu]柯逢时也不得不摇头叹息：“广西[GuangXi]匪乱，由于吏治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