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苏共高层中的“鸽派”柯西金曾多次到访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数度会晤，其间一些颇有意思的故事和细节，是人们未必完全知晓的。

　　1969年3月2日，中苏两国积蓄已久的怒火终于在边境小岛找到出口——珍宝岛战役打响了。4200多公里的漫长边境开始弥漫着火药味，两国关系空前紧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急着要与中国最高领导沟通……

　　其实，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1960年代，柯西金是唯一多次到访中国的苏联高官。

　　毛泽东的“天马行空”与柯西金的穷于招架

　　柯西金瘦高个子，一脸苦相，在苏共政坛几起几落，可谓久经磨炼。他1953年12月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6年被赫鲁晓夫免职，1957年恢复职务，参与了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善于与苏联的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他还颇为时尚新潮，喜爱爵士音乐，收藏这方面的唱片。在苏共中央，对华政策有“鹰派”和“鸽派”，以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为首的“鸽派”相对温和，主张慎重行事。

　　早在1964年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人联手搞下台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苏共中央，祝贺勃列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柯西金当选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也联名复电表示感谢。于是《人民日报》发表《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停止了过去几年对苏联的高调批评。同时，毛泽东决定，1964年11月初，由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试探赫鲁晓夫下台后的苏共中央对华政策。但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在祝酒时，居然对周恩来和贺龙说出“我们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搞掉毛泽东，让我们两国关系恢复正常”这样的话。

　　中苏关系陷入更大危机之中，两个大国眼看就要断了来往。在柯西金的建议下，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决定，1965年2月柯西金在出访越南时，要充分利用专机在北京停留加油的机会，与中共高层领导人保持接触，最好能够直接与毛泽东见面或通话，试探一下中国对改善中苏关系的态度，力争缓和关系。

　　去越南途中，柯西金停留北京，与周恩来多次谈话。会谈中，周再次申明，中共不参加分裂的莫斯科三月会议，并从大局和侧面劝苏共放弃三月会议，“不要把赫鲁晓夫的这个包袱接过来”。虽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柯西金感受到了周恩来力挽危局的诚心，他喜欢与这位风度翩翩的中国总理打交道。

　　1965年2月11日，越南归来途中，柯西金与安德罗波夫再次停留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与毛泽东见面。书房中，柯西金坐在主宾席位。毛泽东靠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一场哲学意味的会谈即将开始。

　　谈及中苏论战，毛泽东说，我们赞成你们搞公开论战……没什么可怕的嘛。我给罗马尼亚代表团讲过，公开争论，有什么不好，一是天塌不下来;二是树照样长;三是河里鱼照样游;四是女人照样生孩子……

　　柯西金忍耐不住了：我们主张的公开论战，是理论性的公开论战，而不应在论战中侮辱人或给别人扣帽子。

　　毛泽东马上不无讽刺地说：那种公开论战不痛不痒，有什么味道呀!我赞成你们那个前年7月14日的信(即1963年7月14日，赫鲁晓夫主持下的苏共中央发出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该信对中共进行了公开指责)，也赞同去年2月苏斯洛夫的报告那种公开论战。

　　两人谈话中出现了激烈争论的场面。苏方的中文翻译一是由于中文水平并不高明，二是被这种两国领导人当面大声嚷嚷的场面吓呆了，感觉无力完成翻译工作，主动要求撤出。于是，由中方的阎明复为柯西金翻译。

　　毛泽东话题一转，谈到苏联即将召开的三月会议，话里颇有玄机地对柯西金说，你在5日、6日路过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同你谈过，他劝你们不要开3月1日那个会。我是教条主义者，拥护我的人不多，我倒是赞成你们开会……但我们不参加。

　　柯西金提出异议，说这个会不仅是我们自己想要开的，是许多兄弟党提出来的，而且你们过去也建议过。你应该考虑到莫斯科在去年10月中央全会后出现的新条件和新情况。毛泽东说，我们是看到了一些情况。柯西金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让步，同志式的，出于尊重……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好啊，我建议你们收回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尖锐批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信，撤销1964年2月全会决议。柯西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这，这，这”，一时竟结巴起来……

　　显然，这次会见与柯西金设想的主题不一样，毛泽东的谈话看似非常轻松，实际上非常严厉。柯西金硬着头皮再次提议中苏两党应重视改善关系，并希望停止公开争论。毛泽东对他说，论战就是打笔墨官司，也死不了人，我们两党的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马克思主义不怕争论嘛，但国家关系应该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