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霄（1881－1945），字汉声，湖北房县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元老。早年办报宣传革命思想，启发民智。武昌首义时入都督府参谋战事。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与袁国纪等主持筹组民政部。为申明军纪，以黎元洪名义颁布《刑赏令》及军令8条，以铁面无私闻名，被拥立为总稽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被孙中山任命为高等顾问，后被选为国会议员。1912年后追随孙中山，参加历次讨袁、护法等活动。1923年，高振霄受孙中山派遣到上海洪帮，联络各界人士，反对北洋军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高振霄感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被破坏殆尽，遂远离政界，赴汉冶萍公司投身“实业救国”运动，直至抗战爆发。高振霄虽身为洪帮老大，但颇有名士气节，思想上倾向进步，上海各界称他“清高自赏，颇有骨气的书生本色”。

　　投身抗日救亡，有言有行

　　抗战爆发前，祖父高振霄曾积极响应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提出的“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主张。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祖父非常感到欣慰，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愿意为抗战贡献力量”。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7月21日，作为洪帮“五圣山副总山主”的祖父马上和“总山主”向松坡致电声援北平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全体将士。电称“君等抗战，忠勇激发，无忝于我民族英雄之本色”，同时表示愿意“率海内素以保障民族为职志之在乡健儿，请缨政府，群起与彼周旋，粉身碎骨，亦所弗辞”。次日，两人又直接致电蒋介石，表示“潜虽不才，愿以在野之身，统率海内健儿，与暴日一决生死”，并称“有群众数十万人，听候点编指挥”。同时开始着手整顿会众，准备参加抗战。

　　“七君子事件”发生后，祖父与向松波动用社会关系，积极支持配合宋庆龄、何香凝等对“七君子”的营救工作。在“七君子”被释放后，祖父特意设宴为“七君子”接风洗尘，并公开表示支持“救国会”运动，“愿为扩大救亡运动声势做出贡献”。

　　随着战事扩大，向松坡撤去武汉，祖父接任“五圣山总山主”并着手一些难民安置工作。考虑到祖父已经年近六十，又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曾多次派人到家动员他向大后方撤退，但祖父执意不肯。家人问他为什么时，他说：到了大后方虽然安全，但是可以用于支援抗战的关系全没了，不能只在抗战中做寓公啊。

　　祖父的抗日爱国言论和行动为侵略者所忌恨。上海沦陷后，一群全副武装的日军官兵公然违背租界保护条例，闯入位于法租界的祖父家里大肆搜查，并将祖父强行带走。在日军兵营，他们严刑拷打，威逼祖父供出和他接触过的进步人士和爱国志士的所在。祖父不惧淫威，和日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多方营救，三周后祖父被释放。

　　参加策反工作，勇救文强

　　日军占领上海后，国民政府派文强到上海租界，建立“国民党抗日策反委员会”。祖父欣然接受其邀请，加入抗日策反委员会，出任委员，从事对伪军的策反工作。一天，文强就被他的策反对象——日伪“和平反共建国军”第十二路军司令丁锡山“请”到百乐门饭店。在饭店里，文强发觉丁锡山反常，乘丁不注意，抢了他的手枪，但被丁的手下团团围住。正在这时，祖父和另一位洪帮大佬龚春圃突然闯入现场。龚春圃也是“策反委员”。那天，祖父和他听说丁锡山要来百乐门饭店，也赶来这里准备对丁策反，谁知竟碰到了这种场面。鉴于祖父和龚春圃的洪帮“辈分”，小喽啰们四面散开。祖父大步走到丁锡山面前，抓住丁锡山，左右开弓就是几个耳光。打过后，祖父指着丁锡山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那时候让杜月笙把你保出来，是文先生说的话，如果不是文先生说了话，你早就被枪毙了。你这身汉奸皮呀，只有文先生说一句话才脱得下来，你这个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早晚会死在日本人的手中。”丁锡山跪在祖父他们面前，痛哭流涕地连连表示悔过，其他喽啰见状，也纷纷跪下求两位老大宽恕。祖父又对丁说：“赶快让你的部下送文先生上汽车，不然你就活不成了。”说完与龚春圃左右夹起文强，快速离开了百乐门酒店。据说，这件事让丁锡山确实感到了震撼，并促使他后来率部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