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中国，各省几乎都有教民。为何当时会有那么多的平民加入教会呢？

　　综合史料看来，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势力大，是中国平民加入教会的最主要原因。

　　当时的中国平民一加入教会，就有了切身的好处。

　　譬如，地方上有任何费用摊派征缴的话，“教民皆不出公费，则平民出费益重”。有了教会的庇护，就可以少交甚至不交地方政府名目繁多的乱收费。

　　再譬如，在市场上买同样一件东西，别人不能还价，而教民就能还价；同样是借债，欠教民的钱，不得不还，但是，教民欠别人的钱，别人就不能索取。

　　同样做了违法的事，平民自当受罚，而教民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处罚。在官府看来，教民已经是教会的人了，得罪不起。

　　平民加入教会就有了势力依靠。

　　晚清，西方人在中国有普遍的治外法权。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不单单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入会的中国信徒也常得到教会庇护，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当时，部分用心不良的教民仗教会的势来欺压当地民众的事情屡屡发生，地方官员因为害怕教会，不想与洋人作对，也就不会得罪教民，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时任安徽祁门知县的夏曾佑，在写给友人汪康年的信中曾说：“则寻常一打架口角之事，若民与民为之，事过即忘，若偶为民与教，则分外认真，及讼之于官，而教士未有不横身干预。”

　　教士一干预，就涉及外交事宜了，地方官员十分头疼，想秉公而断都不敢，于是，“上官无不奉教士之语者”。即使是案情明了，教民理亏，官员们慑于教士压力也不会处罚教民的，干脆把案子压在那里不理睬。

　　据说，这样的处理方式以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最为拿手。于是，夏知县又说：“中国之地方官，岂有为国为民之义，既见上官风旨如此，自然袒教抑民不遗余力矣。”

　　这样，教民在打官司上就有特权。

　　有一些流氓无赖假装信奉基督而加入了教会，传教士不了解底细，欣然接受他们并为之施洗。这些人入了教会，更加有恃无恐，打架、滋事不断。

　　《汪穰卿先生传》中记载了祁门县一个廖姓犯人，逃出牢房后，受人指点，立即加入教会，衙门的差役就不敢抓他了。

　　《汪穰卿笔记》记载，一旦教民与普通平民对簿公堂，教会就会对官府施加影响。这从辛丑年(1901年)后英国驻华公使专门行文各处领事，再由领事转发各教士的文告中可以一窥端倪。

　　文告的大意是：教士干预词讼，本于例禁，今特重行申告，以后有民教讼案，教士不得再投函地方官，属托抑勒。倘有此等情事，一为本公使查知，即当驱逐回国。

　　由此可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前，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很“负责”，一有教民卷入官司的话，立即就会“投函地方官，属托抑勒”，甚至利用治外法权来向官府施加压力。传教士干这等事情多到连他们国家的官员都厌烦不堪了，于是警告他们。

　　有意思的是，传教士在晚清中国还享受相应的行政级别。

　　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廿一日的《刍言报》援引法国报纸的文章道：天主教士“不得用前时中国所定教士亦得以等级与中国官场相对待之礼”。什么级别的教士出场，官府会有相应行政级别的官员接待。而且，这还是晚清政府自己制定的。

　　《汪穰卿先生传》针对国人入教之事，说过这样的话：“盖幸而民智未开，尚疑受教后有奸污挖割之事，尚在徘徊耳。若知教堂中无此事，则必至无一不归教也。”

　　晚清入教的好处实在是太多，诱惑实在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