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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津娱乐场:客票、飞票、加价票--中国年鉴
老天津娱乐场(一)
客票 飞票 加价票
自1927年春和大戏院首创对号入座、预售戏票后,天津全市各戏园竞相效尤。开演前半小时,观众持票鱼贯而入,但他们的戏票却不尽相同,除有普通的包厢票、池座票和散座票外,还有客票、飞票和加价票。
某戏班初到某地,在某戏园演出第一场戏,行内称“拜客戏”。为了演出顺利,免生额外事端,照例要打点好军、警、宪、特和地方官员,然后还要以角儿和园主的名义下请帖,附上几张戏票,请他们来园看戏。夹在请帖里、发给一些特殊观众的招待票就是“客票”,这种票看戏人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保证有好座。
每场演出通常角儿有几张客票,专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和梨园行前辈。园主也有几张,除给地方官员外,还要给新闻记者。可别小瞧了新闻记者,他们在小报上好歹写上几篇文章,兴许角儿就红了、戏园子就火了;也兴许角儿臭了、戏园子黄了。客票经社会局批准后可以不上税,因而社会局有一定的数量限制。为了避免戏园多报逃税,在上世纪40年代末社会局、财政局联合发文取消了客票,勒令各戏园嗣后不准再报客票。
飞票是以高出票面价格出售的戏票,与现在“黄牛一族”手中的黑票差不多。这种票常出现在名角儿演出拿手好戏、戏票供不应求的时候。最早是票柜、茶房见戏好,就扣下几张好座的票留给熟客,熟客得票后,除付票面的钱数外还要额外给点小费。后来有人见有利可图,就与园主、茶役相勾结,设法得到好座位的戏票,然后再走街串巷往各阔人家送,常获利一倍以上,如不能完全售出,就到戏院门前兜售;没关系的人就得自己下功夫、花时间买票再倒卖,他们往往是一听说某园子有好戏,就带着铺盖卷连夜到戏园排队购票,用他们的话说:“我们赚的就是辛苦钱。”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批专靠倒卖飞票赚钱的群体,人们称之为“吃飞的”。
1940年春,孟小冬来津演出,海报一贴出去,购票者接踵而至,而票柜却说:“对不起您哪,票还在上头,还没发下来呢!”就这样观众一趟趟地跑断了腿也买不到票,但戏园子外的飞票却比比皆是,原价只有2元的戏票,竟然卖到15元!非但如此,有客人问及园子:“为什么票柜上不卖好座票,可一进园子好座却都被占了?”园方则说:“票全让孟老板拿去了,你们找她要去!”买不到票的观众急了,有的骂大街,有的投函社会局,请求查办孟小冬“包票事件”,新闻界也对她妄加批评。而孟小冬却对“包票事件”一无所知,连呼冤枉。后来经查才知是园主得利后又嫁祸于人。
日本侵略者侵入中国后,梅兰芳蓄须告别舞台,1939年底,在北京最后一次演出时,北京社会各界竞相购票,而天津、唐山、石家庄、张家口等地观众,也都认为此次为观梅的最后机会而纷纷入京购票,当时一张票竟卖到四五十元,创下了飞票的新纪录。
戏班在戏园演出,七天为一期,演出上座率高再续演,每期的最后一场为戏班贴演,收入都归戏园。如果是角儿好、戏好,戏票就要临时加价,最早是加二三角。由于只是偶尔的一场戏,加价小,所以戏园子并不需要通知官方即可自行作主。临时加价的票款,一般角儿是得不到的,尽数落入了园主的腰包。
后来,发展到只要是观众认为某角儿的戏好要求加演,或是角儿演出反串戏和不常露演的戏时,戏票都要加价。上世纪20年代,梅兰芳在津演出全本《洛神》、《俊袭人》等剧时,原本1元的戏票戏园子就临时加价到2元,飞票的价就更高了。
天津沦陷后,百物昂贵,物价飞腾,娱乐业普遍不景气,许多戏园、影院因入不敷出而宣告停业。戏园、电影业同业公会向当局屡次申请戏票临时加价,鉴于社会现状,社会局不得不有条件地同意了这一要求,只是每次加价都要经社会局、税务局批准。由此,戏票加价合法化、经常化。一时间加价成风,拿手戏要加,本工戏也加,该加价的翻着跟头往上涨,不该加价的也趁机搭车上涨,竟成了一旦有名角儿、好戏出现,票价就紧跟着加上去。仿佛不加价就不足以抬高戏的身价,而观众也会认为不加价的戏就是一出不卖力气、不值得一看的戏。但事实上,有的戏即使加了价,演出水平也不见得有多高。(周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