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新民学会和湖南[HuNan]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毛泽东[MaoZeDong]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新民学会发生了质的飞跃，一批先进青年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通过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等，毛泽东[MaoZeDong]引导新民学会会员和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为长沙[ChangSha]共产党早期组织[ZuZhi]的建立打下思想基础；他领导创建长沙[ChangSha]共产党早期组织[ZuZhi]后，利用各种形式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深入工厂矿山与工人交朋友，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打下思想和组织[ZuZhi]基础；党的一大召开后，毛泽东[MaoZeDong]通过建立党的各级组织[ZuZhi]，领导工人运动，使湖南[HuNan]地区罢工斗争得到迅速发展，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关键词]毛泽东[MaoZeDong]；中国共产党；新民学会；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初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下，国家四分五裂，军阀连年混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忧国忧民的毛泽东[MaoZeDong]，曾投笔从戎支持辛亥革命，后在湖南[HuNan]省立第一师范度过五年半“修学储能”岁月。他受湘学士风和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先生影响，崇尚“实学”，注重实践，多次游学考察，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他关心劳苦大众，目睹工人们如嗷嗷待哺的求学情景，决心办好工人夜校。他关注国内外形势变化，被同学们誉为“时事通”。他立志探求救国真理，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毛泽东[MaoZeDong]早期文稿》，湖南[HuNan]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心系社会、苦学砺志的远大抱负，伴随着毛泽东[MaoZeDong]的整个青年时代。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MaoZeDong]实现理想抱负的关键一步。此举改变了毛泽东[MaoZeDong]的人生历程，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一、经受五四大潮洗礼，引导新民学会发生质的飞跃

　　　　1、大力支持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HuNan]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对于如何更好地“施展抱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毛泽东[MaoZeDong]在社会实践中，深感应结交能够刻苦耐劳、意志坚定的青年，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1918年4月14日，他和蔡和森等发起组建新民学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要求会员生活严肃、思想进步、有为国家民族做事业的远大志向。新民学会的成立，是毛泽东[MaoZeDong]在一师办成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不久，蔡和森等人离开湖南[HuNan]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MaoZeDong]即成为新民学会的实际领导人。

　　　　1918年夏，即将毕业的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对当下混乱的政局感到迷茫。毛泽东[MaoZeDong]等决定学会向外发展，认为应以一批同志为核心向外开辟阵地，进而联络全国以至全世界同志，共谋全人类解放事业。因此他始终支持会员和湖南[HuNan]青年到国外勤工俭学。他于1918年8月第一次走出湖南[HuNan]来到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生做了大量的筹措路费等具体工作，直到1919年3月离开北京转道上海，送走两批赴法学生之后才回到长沙[ChangSha]。

　　　　但毛泽东[MaoZeDong]自己却没有出国，主要原因是他第一次到北京后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毛泽东[MaoZeDong]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期间，吸收了许多新鲜有益的知识，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和有志青年；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及各类社团的活动；拜访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著名人物，特别是读到李大钊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大开了眼界。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氛围，使他深切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振奋和刺激，开始重新思考怎样更好地“施展抱负”。他认为留在国内有好处：一是“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二是“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三是“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毛泽东[MaoZeDong]早期文稿》，第474页。）因此，他决定留在国内深入了解研究中国国情，以解决改造中国的问题。

　　　　2、组织[ZuZhi]领导湖南[HuNan]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使新民学会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MaoZeDong]作为新民学会和湖南[HuNan]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他作为宣传最新思潮的《湘江评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从7月创刊至8月中旬被反动当局查封，撰写了40篇文章。他热情欢呼十月革命，“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毛泽东[MaoZeDong]早期文稿》，第294页。；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提出社会改造“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MaoZeDong]早期文稿》，第338页。）。

　　　　同年9月，毛泽东[MaoZeDong]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驱张（敬尧）运动，经过10个月奋战终于取得胜利。接着，他抓住机遇领导了湖南[HuNan]人民自治运动，连续发表14篇文章，大胆设想中国改造可先由各省立“国”，率先建立“湖南[HuNan]共和国”，一省一省问题解决后，便可达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参见毛泽东[MaoZeDong]：《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HuNan]做起》，长沙[ChangSha]《大公报》1920年9月5日。这是他屡试“新村”未果后，把各种社会改革理想在更大范围内付诸实践的尝试。然而，企图通过和平请愿，实行制宪的尝试又遭失败。

　　　　毛泽东[MaoZeDong]不仅善于领导实践斗争，而且善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经过不断剖析、扬弃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影响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1920年11月25日，他连续给向警予等5位会员写了5封信，着重谈到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毛泽东[MaoZeDong]早期文稿》，第548页。；革命运动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MaoZeDong]早期文稿》，第554页。）；稍后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强调指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MaoZeDong]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他对于社会改造有了新的思考：“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ZuZhi]，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毛泽东[MaoZeDong]1920年11月对易礼容6月30日来信所加的按语，《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新民学会后期曾召开过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1920年7月确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的巴黎蒙塔尔纪会议，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萧子升为首的温和派的分歧。另一次是毛泽东[MaoZeDong]、何叔衡为统一会员思想，于1921年元月在长沙[ChangSha]召开的新年大会，逐个讨论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采用什么方法和目前如何着手等重要问题。讨论中，会员们一致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会上“关于主义争辩甚厉”。毛泽东[MaoZeDong]对旅法会友提出的五种方法进行了精辟分析：“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因此“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MaoZeDong]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毛泽东[MaoZeDong]的论述有很强的说服力，使“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谢觉哉日记摘抄》（1921年1月3日），《新民学会资料》，第169页。）成为共识。表决时18位与会者中“赞成布尔塞韦克主义者12人”，多数会员产生了组党组团的迫切要求。两次大会遥相呼应。在毛泽东[MaoZeDong]和蔡和森领导下，新民学会发生了质的飞跃，即发展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后来学会74位会员中先后加入共产党的有31人，毛泽东[MaoZeDong]、蔡和森、向警予、夏曦、李维汉、蔡畅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30多人从事教育和科技工作，并同情革命。只有极个别人后来变为反共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