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元旦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修改“十七条”，这项工作主要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修改，原来的“十七条”变成了“二十三条”，文件仍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YunDong]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WenTi]》。当然，这个文件不但条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 “二十三条”与“十七条”比，增加了“形势”，“搞好运动[YunDong]的标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抓面的工作”，“干部[GanBu]问题[WenTi]”、“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和“思想方法”等七条，去掉了“集团问题[WenTi]”这一条，全文共23条。

　　在“二十三条”的修改过程中，毛泽东[MaoZeDong]亲自对文件作了多处修改，并加了一段措辞很严厉的批语，如：“不是说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是说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② “二十三条”提出，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GanBu]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对待干部[GanBu]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GanBu]是多数；对于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WenTi]虽多但交代好的干部[GanBu]，要尽可能早一点地解放出来，逐步实行群众、干部[GanBu]、工作队“三结合”。“四清”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也不要搞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YunDong]的标准之一。这些规定，对于纠正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YunDong]中的许多“左”的做法，维护农村的稳定，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二十三条”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四清”运动[YunDong]中“左”的指导思想，相反，它认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并且强调运动[YunDong]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YunDong]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把斗争的矛头尖锐地对向了党的各级领导人，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十三条”去掉了原“十七条”中关于“扎根串联”的相关内容，代之以“在整个运动[YunDong]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GanBu]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GanBu]），实行群众、干部[GanBu]、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

　　此外，“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YunDong]，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YunDong]过去称为“五反”运动[YunDong]，以后通称“四清”运动[YunDong]，取消“五反”的名称。

　　1月14日，此次历时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可是，这次会议却造成了毛泽东[MaoZeDong]和刘少奇[LiuShaoQi]这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巨大的裂痕。经历了这次会议的许多人都为这种情况的出现而忧心忡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到刘少奇[LiuShaoQi]，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MaoZeDong]。刘少奇[LiuShaoQi]也为此主动找毛泽东[MaoZeDong]谈话，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还在自己家里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他人的批评和帮助，并且让陈伯达将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MaoZeDong]汇报。①然而，刘少奇[LiuShaoQi]的这些努力，并非达到了他所期望的效果。中央政治局在开会时，刘少奇[LiuShaoQi]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MaoZeDong]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WenTi]，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WenTi]。在原则问题[WenTi]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事已至此，两位伟人之间的裂痕已是无法弥合了。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革'的种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LiuShaoQi]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印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YunDong]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WenTi]》（即“二十三条”），并且规定：“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YunDong]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1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宣传〈二十三条〉的通知》，要求点面结合对“二十三条”进行广泛宣传，点上要传达到全体“四清”工作队员，面上要向所有的干部[GanBu]群众进行宣传。中共中央还要求将文件印成布告，发给农村的每一个党支部和每一个大队在室内张贴，在城市的一切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支部和军队的连一级单位也要在室内张贴，以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孤立极少数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

　　随后，各地立即开展了对“二十三条”的宣传贯彻，并对前一阶段运动[YunDong]中的过“左”做法有所纠正。

　　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49个县结束了“四清”，占总数的32%。已经基本结束的有北京、上海两市，完成了40%以上的有河北、辽宁两省。从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MaoZeDong]对“四清”运动[YunDong]已不大感兴趣，认为“四清”也好，与“四清”同时进行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修防修”问题[WenTi]，转而酝酿发动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运动[YunDong]，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WenTi]。（本文摘自《“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